南匈奴的儒家文化教育

冯世明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215123)

摘要：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以及儒家文化的影响，南匈奴的社会道德规范在内附之后逐渐发生转变，其中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南匈奴接受教育的途径主要有拜师求学、博士教授、家学教育、平民自学。汉赵政权建立后，对官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提倡，由此提升了南匈奴的道德文化素质，加快了汉匈民族融合的进程。

关键词：南匈奴；教育途径；儒家思想；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G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 (2020) 06-0041-06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以德化之的民族关系理念，主张“用夏变夷”，即通过教化，使夷狄转化为华夏的一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冲突激烈，但各族间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了对方的文化传统，其基本趋势是胡人逐步汉化。由于黄河流域各族社会制度不一，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汉族地主为了保持门风，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表示对先进文明的向往，都不同程度地兴办教育、提倡儒学，因此黄河流域的儒学相对发达，“建国君民，教学为先”[1]成为各民族统治者的共识。

―、学术史回顾与研究的意义

纵观魏晋南北朝北方各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可以看到它们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各少数民族统治者汉文化修养的研究，如戴晓刚的《后秦姚氏的汉文化修养》[2]、刘国石的《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贵族的汉文化修养》[3]；二是将少数民族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如罗宏曾的《十六国时期统治者对儒学和学校事业的重视》[4]，罗若群在《魏晋南北朝各民族教育》[5]以及曹文柱在《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6]中“十六国时期北方学校教育” 一节的论述；三是在探讨某些主题时涉及到这方面的教育问题，如施光明在《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7]和吴廷桢、郭厚安在《河西开发史研究》[8]中“‘五凉’的振兴文教与河西文化的繁荣”章节的论述。因此，专门探讨某一民族教育状况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李瑛的《匈奴族的教育》[9]对匈奴族的早期教育、从早期教育到学校教育的过渡、学校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概述，然尚有许多可以补充深化之处。

匈奴是秦汉时期中原王朝最强大的对手，是五胡中最早入居汉地、“八王之乱”后第一个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建武二十四年(48)春，“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蕃蔽，扞御北虏”[10]，从此南匈奴正式附汉。其后由于北匈奴的军事压力，朝廷又允许其徙居西河美稷，其部众散居于北地、 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等郡。东汉一代的统治者崇尚儒学，视其为治国安民的思想基础，“（汉明帝）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 [10]，匈奴子弟也入官学接受教育。在中原汉族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匈奴掀起了习读儒家经史的浪潮。

二、南匈奴接受教育的途径

（一）拜师求学

魏晋时期，私学是最为活跃的教育形式，东汉以来跟随名儒大家学习的传统，此时更是蔚然成风。[11]譬如，弘农人董景道“少而好学，千里追师，所在惟昼夜读诵，略不与人交通。 明《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韩诗》，皆精究大义” [12]。许多躲避战乱的儒师名宦，均设学授徒，传播文教。“杨轲，天水人也。少好《易》，长而不娶，学业精微，养徒数百……虽受业门徒，非入室弟子，莫得亲言。欲所论授，须旁无杂人，授入室弟子，令递相宣授。”[12]

五胡之中匈奴是较早内附的民族，匈奴贵族从小跟随汉族名儒，与汉人子弟一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12]。南匈奴的聚居地山西有位上党大儒崔游，史称其“少好学，儒术甄明，恬靖谦退，自少及长，口未尝语及财利”[12]，刘渊自幼拜其为师，与汉人朱纪和范隆一同学习。刘渊的从祖刘宣“朴钝少言，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12]，孙炎著有《周易• 春秋例》，为《毛诗》《礼记》《春秋三传》等都作过注，受业于经学大师郑玄，时人称之为“东州大儒”。

（二）博士教授

私学活跃的同时，官学则势渐衰微，“自董卓之乱……博士失其官守，垂三十年，今文学日微，而民间古文之学乃日兴月盛”[13]，古文经学正是私学的主流，也是当时教育的主导。西晋时期，国家虽然创立了国子学和太学，但“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14]，整体质量似乎不高。刘渊第四子刘聪，“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12]。在国子学中，设有“博士”“助教”等学官，自东汉中后期，博士作为学官的角色已逐渐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多延续了这一角色。在国学时或废弃、生徒或缺的情况下，博士要么不立，要么并不负责教授。但即便如此，博士也会受命教授帝王或宗室成员。

在官学教育之余，博士私授学徒现象普遍，许多博士聚徒讲学，私带学生。山西的南匈奴“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12]，匈奴前部人李景年，“见其叔子讲诵，羡之。后从博士乞得百余字，牧羊之暇，折草木书之。叔乃误曰：‘吾家千里驹也！而令麒麟久踬盐坂。’乃为娶妻教学”[15]。

（三）家学教育

家学教育是蒙养教育中最普遍、最便捷的教育形式，可以使幼童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和道德规范，打下良好的文化基础。刘聪与儿子东平王刘约有一次对话，“汉王聪戏之曰：‘汝诵何书，味何句也？’约曰：‘臣诵《孝经》，每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未尝不反复诵之’，聪大悅”[15]。女性往往承担了童蒙阶段的教育任务，在人的幼年时期，母亲的陪伴非常重要。在“佐祭祀”“敬舅姑”“事夫主”等责任之外，女性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教子女”。

匈奴贵族阶层普遍有较高的儒家修养，女性也不例外，“刘聪皇后呼延氏，渊后之从父妹，有美色，恭孝称于宗族，渊后爱聪姿貌，故以配焉”[15]，其子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12]；刘曜皇后刘氏病重，“曜亲省临之，问其所欲言。刘泣曰：‘妾叔父昶无子，妾少养于叔，恩抚甚隆，无以报德，愿陛下贵之。妾叔皑女芳有德色，愿备后宫’”[12]，这位皇后出自匈奴刘氏宗族，继任的皇后刘芳亦是“姿色才德迈与列后”[15]。

匈奴贵族与汉族女性通婚是当时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刘渊第四子刘聪极具汉文化修养，其母张夫人就是汉族女子。新兴人刘殷夫妇以至孝闻名，“殷七岁丧父，哀毁过礼，服丧三年，未曾见齿。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饱者一旬矣。殷怪而问之，王言其故。殷时年九岁，乃于泽中恸哭，曰：‘殷罪衅深重，幼丁艰罚，王母在堂，无旬月之养。殷为人子，而所思无获，皇天后土，愿垂哀愍。’声不绝者半日，于是忽若有人云：‘止，止声。’殷收泪视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余而归，食而不减，至时堇生乃尽。又尝夜梦人谓之曰：‘西篱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钟，铭曰‘七年粟百石，以赐孝子刘殷’。自是食之，七载方尽。时人嘉其至性通感，竞以谷帛遗之”[12]。 并州豪族张宣子将女儿嫁给刘殷，“张氏性亦婉顺，事王母以孝闻，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妇毁瘠，几至灭性。时柩在殡而西邻失火，风势甚盛，殷夫妇叩殡号哭，火遂越烧东家。后有二白鸠巢其庭树，自是名誉弥显”[12]。刘聪在皇后呼延氏去世后，拜刘殷的两个女儿为左右贵嫔，“性孝友，善风仪”[15]，又纳殷女孙四人为贵人，“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时”[15]。刘熙为刘曜之子，史称“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负圣基，为承平之贤主”[12]，其母羊献容亦出身汉族高门世家。

总的来说，官学、私学、家学构成了南匈奴的基本教育框架，官学教育对经学的研习和传播虽有一定作用，但私学和家学承担了大部分的教育任务。

（四）平民自学

在官学、私学和家学之外，还有一种以个人为主体的自学教育形式。据史料，南匈奴的自学主要集中于家境贫困、无力承担学费的平民阶层。

后部人陈元达“少而孤贫，常躬耕兼诵书，乐道行咏，忻忻如也”[12]。西河人王延“昼则佣赁，夜则诵书，遂究览经史，皆通大义”[12]，西晋时受州郡辟召而不应，结庐于父母墓旁，自给衣食，“属天下丧乱，随刘元海迁于平阳，农蚕之暇，训诱宗族，侃侃不倦”[12]， 为乡里人讲习诗书。再如前文所举之李景年，亦是少贫，后自学成才[15]。这些人出身平民，生活并不丰裕，却自学成才，深具知识阶层的教养，后均出仕汉赵政权为官。

（五）汉、前赵的教育和人才选拔政策

刘渊汉政权建立之后，发挥主要作用的仍为私学教育。刘殷为东汉光禄大夫刘陵玄孙，“弱冠，博通经史、综核群言，文章诗赋靡不该览……属永嘉之乱，没于刘聪……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门为盛”[12]。在向胡族传播汉文化方面，汉族知识分子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经学在北方得以传播流散。上党人续咸“好学，师事京兆杜预，专《春秋》、《郑氏易》，教授常数十人，博览群言，高才善文论”[12]，其学生石弘“幼有孝行，以恭谦自守，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12]。

也许是因政权草创、政局未稳之故，刘渊和刘聪在位时，官学教育似乎并没有太多建树。然而五胡入主中原后欲以中原正统自居，统治者努力提倡儒家忠孝伦理及礼乐文明，匈奴建国之后，战事频仍之余也不忘教化，史载前赵君主刘曜大力推行官学建设和教育。刘曜“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见养于元海。幼而聪慧，有奇度……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12]，即位后，“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12]，着手恢复创办和大力提倡官学，从考试优秀者中选拔官吏，“曜临太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12]。

实行学校试经入仕制度，经学也是官吏选拔的科目之一，如“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12]。汉赵国继承汉魏以来于中枢设“九卿”或“列卿”职官的传统，记载所见有国子祭酒、博士、崇文祭酒、博士祭酒[16]，这些儒家学者职官，大多在前赵政权建立之后设置，如刘均以中书监领国子祭酒，台产“拜博士祭酒、谏议大夫，领太史令”[12]。刘曜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主体思想，可见他是一位真心接受汉族文化的君主。

三、儒家文化教育的作用及意义

（一）南匈奴儒家观念的建立

儒家经学、史学在南匈奴的教育中占据了最大的比重，所习儒家经史典籍有《诗》《书》《礼》《易》《春秋》《孝经》《论语》《史记》《汉书》等[17]，且不乏研究精深者。刘渊曾对同门生朱纪、范隆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12]刘渊最重要的智囊刘宣，师从孙炎，学成而返后，数年不出门闾，孙炎常感叹：“宣若遇汉武，当逾于金日䃅也。”[12]他本人对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也颇有信心，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尝不反复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二公独擅美于前矣。”[12]刘渊时任光禄大夫的卜珝，“匈奴后部人也。少好读《易》，郭璞见而叹曰；‘吾所弗如也’”[12]。

在儒家教育的影响下，忠孝仁义逐渐成为南匈奴的行为规范。刘渊之兄刘延年，“年十五丧二亲，奉叔父孝闻。子良孙及弟从子为啖人贼所掠，延年追而请之。贼以良孙归延年，延年拜请曰：‘我以少孤为叔父所养，此叔父之孤孙也，愿以子易之。’贼曰：‘君义士也。’免之”[15]；安昌王刘盛年轻时“不好读书，唯读《孝经》《论语》，曰‘诵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诵而不行乎！’”[18]此是为孝。大都督刘景攻克黎阳，南下至延津，沉男女三万余人于黄河，刘渊闻之，大怒说：“景何面复见朕？且天道岂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细民何罪？”[18]此是为仁。贬黜其为平虏将军。“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胁呼尤徽欲与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此是为忠。诸如此类的事例甚多，不一一列举。

(二)儒家文化教育的意义

在汉族人民近千年积淀的思想智慧熏陶下，南匈奴人的风尚行止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汉匈思想观念渐趋一致，民族差异日益缩小，有的外族甚至已经融入当地世族的社交圈，例如，刘豹一族。刘渊“七岁遭母忧，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时司空太原王昶等闻而嘉之，并遣吊赙”[12]，与当地大族太原王氏、上党李氏等“深相崇敬，推分结恩”[12]，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并州特别是太原的影响不断扩大。

南匈奴内附后，汉文化教育维系了北方经学绵延不绝的发展，加快了社会道徳规范的转变。这一转变无疑是历史的进步，汉匈的族群认知发生了转变，长期以来存在于胡汉之间的华夷界限逐渐模糊，加速了汉匈一体民族大融合的实现。但另一方面，在受教育程度上，匈奴平民与贵族有相当的距离，贵族士大夫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汉文化、享受汉文明的成果，他们与汉族的士大夫交往、贵族女子通婚，而平民的汉化更多是随着胡汉民众相互交往和通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自然发生的，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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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载于《苏州教育学院学报》第37卷第6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