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和亲文化·和亲文化馆

发布时间:2022-03-6 浏览次数:2575 来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崔明德


[摘要]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之目的所进行的联姻。和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草原文化、渔猎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形成的一种新的独特文化。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集中展示中国古代历史上和亲文化的丰富内容,突出“和亲、和平、和睦、和谐”主题,是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建好“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一是应对“和亲文化”概念作出清晰界定,对中国古代和亲文化做一说明;二是补齐相关内容,使其成为齐全、完整的“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三是深入研究和亲问题,大力弘扬和亲文化;四是推进和亲文化走向世界,丰富人类文明内涵。


[关键词]和亲;和亲文化;和亲文化馆;深化与完善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17)04-0067-06


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之目的所进行的联姻。和亲文化是不同民族在和亲过程以及与和亲相关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制度财富的总和,汇聚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草原文化、渔猎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形成的一种新的独特文化。和亲文化馆是对中国古代历史上和亲文化的集中展示。呼和浩特市创建“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并就建设方案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参加这次专家论证会,感到非常荣幸。现将和亲、和亲文化及和亲文化馆联系起来,思考一些问题,谈一些粗浅看法。


先谈和亲。


和亲亦称“和戎”、“和蕃”(“和番”),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之目的所进行的联姻。


众所周知,和亲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致说来,和亲起源于先秦,开启于西汉,终结于清代。先秦时期是中国和亲的萌芽阶段,汉唐时期是和亲的成长和兴盛阶段,清代的满蒙联姻是和亲的成熟和完善阶段。


从和亲产生和发展的脉络来看,“和亲”的名称以及具有联姻关系的修好活动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名实相符的和亲则始于西汉。两汉时期的和亲使双方处理民族关系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和亲大都与结交政治同盟和军事同盟密切相关。隋唐时期和亲的内容最为丰富,特点也最为鲜明。宋朝虽然拒绝了辽与西夏的和亲要求,但部分大臣对历史上和亲问题的反思与评论,以及宋朝与辽朝之间关于和亲问题的艰难谈判,充分体现了宋朝君臣对和亲问题的认识程度。辽夏金元时期,各个政权之间的和亲相当频繁,和亲双方都各有所图,各有所得。明朝虽然没有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明朝大臣甚至将“不与异域和亲”自诩为三大“美政”①之一,但并不乏和亲主张以及对和亲的反思与认识。满族和蒙古族联姻是清朝的一项基本国策,体现了“满蒙一体”、“亲如一家”的关系以及“亲上加亲”的特色,说明和亲机制在清代已经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


当然,世界历史上也有类似和亲的现象,如1810年拿破仑被反法同盟击败后,主动与奥地利联姻,与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丝成婚,法国与奥地利结成同盟,法兰西第一帝国达到全盛,拿破仑成为欧洲霸主。这种“政治联姻”在性质上非常接近中国古代的“和亲”,所以,“和亲”或“政治联姻”是古今中外普遍采用的一种政策。


再谈和亲文化。


“和亲文化”是我在学术界较早提出并系统阐述的一个概念。2003年,我在《中国古代和亲的文化影响》(《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一文中,从礼仪、服饰、建筑、音乐、宗教及文化知识传播等方面,初步探讨了和亲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及中原文化的影响,分析了和亲文化影响的特点以及和亲在文化方面能够产生影响的条件及原因。在这篇论文中已经出现了“和亲文化”的概念。2004年,我在《和亲文化与婚姻文化比较研究》(《文史哲》2004年第2期)中正式使用了“和亲文化”的概念。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和亲文化是在和亲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中积淀而成的一种独特文化”;“和亲文化在血统上都是混血的”;“和亲文化是由多民族文化汇聚而成的,是在仿效、吸纳和汇融中出现的新的更高层次的文化”;“和亲文化大都具有宗教色彩,与宗教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②


在《中国古代和亲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二十章和《中国古代和亲通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二十二章《中国古代和亲文化的形成、功能及影响》中,我对和亲文化的形成、和亲文化的主要内容、和亲文化中的碰撞现象、和亲文化的影响以及和亲文化与婚姻文化的区别等重要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梳理和全面探讨基础上,形成了如下一些观点:一是和亲文化是不同民族在频繁接触、激烈碰撞、不断交流、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中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二是和亲文化具有丰厚的底蕴,已渗透到婚嫁观念、婚嫁仪式、婚嫁礼俗、婚嫁制度、价值取向以及服饰、建筑、城居生活、城镇化意识、音乐、宗教、丧葬、经贸活动等各个领域,它包括与和亲有关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是和亲文化是由多民族文化汇聚而成的,不是一个民族或部族文化与另一个民族或部族文化的简单相加或简单仿效,而是在仿效、吸纳和汇融中出现的新的更高层次的文化。一方面,在接触、仿效和吸收中,不断汇融双方的优点;另一方面,在仿效和吸收中得到了灵感,进而创造出新的文化;四是人类文明正是在不断出现新文化的基础上而逐步提高的;五是和亲文化具有开放性、交融性、“变夷从夏”、多元性及远距离通婚等特点;六是和亲文化既是双向交流的,也是相互影响的,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均有一定影响;七是和亲文化对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经济生活、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语言的各个民族具有一定的黏合和联结功能;八是和亲文化在诸多方面都有别于婚姻文化;九是挖掘和亲文化的丰富内涵,深入开展和亲文化研究,不仅有助于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而且对增进民族团结、加强民族文化交流也大有裨益。③


学术界也有其他学者在相关文章中使用“和亲文化”的概念,如王田田在《唐代和亲的类型、特点及文化阐释》(《兰台世界》2013年第3期)一文的关键词中列了“和亲,和亲类型,和亲特点,和亲文化”,但没有对“和亲文化”予以探讨或解释。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马冀教授的《昭君文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对于深化和亲文化的认识大有助益。


学术界也有与“和亲文化”相关的概念,如“昭君文化”。“昭君文化”是和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昭君文化”联系最为密切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和湖北省兴山县都高度重视和亲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大力弘扬和亲文化,举办了一系列与和亲文化相关的活动。如呼和浩特市自1999年以来,每年举办一次“昭君文化节”,充分利用“昭君”的丰富文化内涵和知名度,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呼和浩特市昭君博物院开办了“昭君文化讲堂”,邀请相关专家作报告。由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内蒙古湖北商会主办的《昭君文化》季刊已于 2013 年正式创刊,为研究、弘扬、传播昭君文化提供了阵地和交流平台,在社科界和文学艺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昭君故里的湖北省兴山县也在积极弘扬昭君文化,既开办“昭君文化大讲堂”,又举办“昭君文化论坛”,如2015 年11月8日至10日,就在湖北兴山举办了“2015·昭君文化论坛”,来自北京、内蒙古、武汉、台湾、陕西、山西等地的200余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及昭君文化爱好者,围绕传承昭君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的昭苏县高度重视乌孙文化与细君和亲文化的研究和发掘,于2009年7月25 日举办了乌孙文化暨细君和亲文化研讨会,专家学者们就昭苏县如何进一步进行乌孙及和亲文化的发掘和保护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研讨会期间,昭苏县举行了细君公主墓园开园仪式。④


综括以上所述,简单地说,和亲文化是不同民族在和亲过程以及与和亲相关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制度财富的总和,汇聚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草原文化、渔猎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和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形成的一种新的独特文化,具有丰富内容和深刻内涵,值得深入挖掘、系统研究和大力弘扬。


最后谈和亲文化馆。


呼和浩特市正在创建的“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在全国属独创,具有鲜明特色。目前,全国各地建了无数这种馆、那种馆,但唯独没有展示和亲文化的馆。所以,“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在全国独一无二,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


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集中展示中国古代历史上和亲文化的丰富内容,处处体现“和”思想,突出“和亲、和平、和睦、和谐”主题,是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客观地说,呼和浩特市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呼和浩特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有着长期积累,又有专家学者研究成果做基础,可以说,建设“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是水到渠成、恰逢其时,充分体现了文化自信。


在中国古代和亲历史上,多数和亲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辽阔大地上,或与活动在蒙古高原上的政权有着密切关系,如西汉与匈奴的和亲,匈奴与乌孙的和亲,匈奴与康居的和亲,拓跋氏与匈奴的和亲,北魏与匈奴的和亲,柔然与北燕的和亲,柔然与后秦的和亲,柔然与北魏的和亲,柔然与东魏的和亲,柔然与嚈噠的和亲,柔然与西魏的和亲,柔然与北齐的和亲,西魏、北周、隋朝、唐朝与突厥的和亲,辽与西夏的和亲,辽与阻卜的和亲,辽与阿萨兰回鹘的和亲,辽与吐蕃唃厮啰政权的和亲,辽与高丽的和亲,辽与大食的和亲,蒙元与高昌、西夏及金的和亲,元与高丽的联姻,元与吐蕃的联姻,清朝的满蒙联姻等。无论是基于厚重的历史沃土,还是基于文化自觉,内蒙古自治区做这件事情,既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也是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


呼和浩特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对建设“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非常重视,据说已经召开多次论证会,听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见,不断深化认识,不断完善设计方案,力求精益求精。现在来看,总体不错,但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是应对“和亲文化”概念作出清晰界定,对中国古代和亲文化做一说明。列宁曾经说过,概念是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对文化工程而言,厘清概念尤为重要,古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既然叫“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那么就应对“和亲文化”这一概念作出清晰界定,对中国古代和亲文化做一说明。“前言”部分对和亲作了介绍,讲的主要是和亲事件,但对和亲文化没有说明,这是缺陷。人们一进入“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自然想知道什么是和亲文化,和亲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和亲文化的价值何在,尽管各个单元展厅的内容能够体现出来,但也有必要作些介绍。现在“前言”部分字数太多,需要进一步压缩。中国文物报社李耀申社长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希望再凝练一些,内涵再丰富一些。


二是补齐相关内容,使其成为齐全、完整的“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总的来看,“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内容比较丰富,脉络比较清晰,但也存在部分内容遗漏和缺失问题。比如只有西汉时期的和亲,缺了东汉时期的和亲,这一时期的和亲主要有自称西平王的卢芳与西羌、匈奴的和亲,焉耆与车师的和亲,东汉与北匈奴的和亲,莎车与于阗的和亲,大月氏与康居的和亲,公孙度、袁绍与夫余、乌桓的和亲等。再如只有魏晋时期的和亲,缺了南北朝时期的和亲,这一时期的和亲主要有北魏与夏、北燕、北凉、柔然、氐的和亲,北燕与柔然的和亲,东魏与柔然、吐谷浑的和亲,西魏与柔然的和亲,柔然与嚈噠的和亲,北齐与柔然的和亲,西魏、北周与突厥的和亲等。东汉时期及南北朝时期的和亲,因为史料记载比较少,和亲本身影响不大,研究成果不太突出,所以,不太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宋明时期,虽然中央政权没有与少数民族上层之间成功和亲,但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也有成功的和亲实例,而且,宋朝和明朝的和亲理念非常丰富,有些认识还比较深刻、比较精辟,颇具特色,值得总结和展示,应当补充进去。


如果缺了东汉时期的和亲,缺了南北朝时期的和亲,缺了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缺了宋明两朝的和亲理念,那么,“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是不完整的。所以,我建议补齐内容,使其成为完整的“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名副其实的“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


现在的整体设计中有“两宋为何拒绝和亲”的内容,我建议删掉这一部分。这一现象的确引起时人及后人的极大兴趣和特别关注,作为学术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但在展厅中突出出来,没有太大必要。


现在的设计遗漏部分内容,可能与主办单位和设计单位依据的著作有关。呼和浩特市文物事业管理处副处长、昭君博物院院长武高明先生在会前和会议休息期间,多次对我说,他们酝酿、构思和策划“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主要依据拙著《中国古代和亲史》。他说,“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的脉络和主要展示内容,都参考和依据《中国古代和亲史》。听了武院长的一番话,我感到很欣慰,也很荣幸,对他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的设计方代表-北京清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一位女同志举起《中国古代和亲史》给我们介绍说,“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依据崔老师的《中国古代和亲史》设计的。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他们。但是,这本《中国古代和亲史》有很大缺憾,就是缺了宋朝及明朝的和亲理念。比《中国古代和亲史》晚2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80万字的《中国古代和亲通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不仅字数比《中国古代和亲史》增加了 21 万字,而且内容也比较丰富,在第十四章中补充了“两宋时期的和亲理念”,在第十八章中补充了“明朝的和亲理念”,这样就把整个中国和亲的历史贯通起来,属于比较完整的和亲通史。而且,宋朝也不乏少数民族之间成功的和亲实例。所以,我建议把宋朝及明朝的和亲理念等内容补充进去,建成完整的“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


三是深入研究和亲问题,大力弘扬和亲文化。“和亲”一词出现于先秦时期,但名实相副的和亲则始于西汉。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和亲”之后,历代文献都有和亲的相关资料,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和文人墨客总会有人关注和亲、谈论和亲、研究和亲、传播和亲,出现了不少和亲题材的作品,传颂着许多与和亲相关的故事,留下了不少与和亲相关的文化遗迹,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以“和”为核心的“和平、和睦、和谐”思想深入人心等,都是和亲文化的积淀。学术界对和亲相关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和亲文化的积淀、传播与弘扬。马冀的《昭君文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林幹等《昭君与昭君墓》(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1987年再版) 、吴道周的《昭君故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林幹、马骥编著的《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崔明德的《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汉唐和亲史稿》(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杜家骥的《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林恩显的《蒙元与夏金高昌的联姻研究》(台湾“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七十七,台湾“蒙藏委员会印行”,1997年4月出版)、阎明恕的《中国古代和亲史》(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崔明德的《中国古代和亲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 、《中国古代和亲通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林恩显的《中国古代和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等书以及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拓展和深化了和亲文化的内涵及意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完善“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目前,还有一批专家学者在从事与和亲文化相关的学术研究。因此,建议“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除了陈列国内外重要研究论著之外,还应把这些重要论著摆在一起拍一张照片制作一块展板,以体现学术积淀、文化积淀和思想积淀,这也是一种学术规范。


四是推进和亲文化走向世界,丰富人类文明内涵。文化需要开放、需要交流,文化只有开放与交流,才有生机与活力。和亲文化也是开放的交流的。“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虽由呼和浩特市创建,但和亲文化不仅是内蒙的,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和亲文化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一是中国历史上的和亲与当今一些国家有比较密切的联系,比如辽与大食联姻,1021 年,辽可劳公主出嫁大食国王,⑤再如辽与高丽联姻等;二是与和亲相关的匈奴等少数民族西迁,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三是和亲与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开辟与拓展有很大关系,而且延伸到欧洲等地的这几条丝绸之路大都与内蒙古自治区有关;四是国外一些专家学者在深入研究和亲,积极传播和亲文化;五是多年来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自治区和湖北省兴山县一系列弘扬昭君文化的举措,扩大了和亲文化在国外的影响。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和亲文化必会走向世界,丰富人类文明内涵。作为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


注释:


①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的进士、嘉靖年间的著名大臣王廷相曾经在其《请辩冯恩罪状疏》中说:“前辈有云,我朝祖宗以来有三美政,皆前代所不及。不与夷虏和亲,一也;不使外戚与政,二也;不以论谏杀言官,三也。”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148,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73页。


② 崔明德:《和亲文化与婚姻文化比较研究》,《文史哲》2004年第2期。


③参见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98-599页;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07-508页。


④张亮:《昭苏举行乌孙文化暨细君和亲文化研讨会》,《伊犁日报(汉)》2009年7月29日。


⑤《辽史》卷十六《圣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第1册,第189页;《辽史》卷七十《属国表》,第4册,第1155-1156页。





编 者 按:原文引自《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0卷 第4期2017年7月,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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