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前程

[摘要]关于昭君籍贯问题，历来存在诸多说法。“南郡秭归”说始于汉末三国时期，是古代文献资料记载最早的说法，“建平兴山”说始于三国以后。秭归说和兴山说实为一说，乃是行政区划发生变化一分为二所致，三国以前可谓昭君为秭归人，三国以后应谓昭君为兴山人，即今湖北宜昌兴山县实为“昭君出生故里”。“齐国”“成都”“巫山”“荆门”“越州”等说法，主要源自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的描述，可谓“昭君文化故里”。

[关键词]王昭君；籍贯；兴山；诸多异说；形成原因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20)02-0001-06

昭君出塞名满天下，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然而，关于昭君故里在何处，却存在诸多说法，如秭归说、兴山说、齐国说、成都说、蜀女说、巫山说、荆门说、越州说等，诸多相异观点都能找到一定的文献依据，或来自历史地理著作的记载，或源于文学作品的描述，或源于民间传说。今学术界普遍认同昭君籍贯为湖北兴山县，但其他说法仍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以致网络上众说纷纭。笔者拟从昭君籍贯诸多异说形成的时代和历史原因入手，谈一点个人浅见。

一、秭归说和兴山说

最早记载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文献是《汉书》，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元帝纪》和《汉书•匈奴传》等传记中均简略记录了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王昭君远嫁呼韩邪单于的过程，但并未提及昭君籍贯。最早述及昭君籍贯的学者是汉末三国时期的文颖，文颖注释《汉书•元帝纪》中“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一句云：“本南郡秭归人也。”[1]虽然只有简短的七个字，但指向十分明确：王昭君为汉朝南郡秭归县人，即“南郡秭归”说，确定王昭君的家乡在今湖北省宜昌市西部。

文颖的说法是目前所见早期文献中最可信的观点。第一，文颖是注释《汉书》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而且在所有述及昭君故里的学者当中，文颖距离昭君的时代最近，所提供的信息最有价值，因为“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2]。第二，文颖是东汉荆州南阳郡人（辖今河南南阳市等地），汉末做过荆州牧刘表的从事，后在曹魏政权中任职。汉代“从事”实为州刺史属 吏之总称，分为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等，每人主管一郡（国）的文书档案。文颖作为刘表的佐官，当熟知荆州官府的档案资料，而且文颖曾经奉刘表之命从长江水道西行入川出使益州，与益州牧刘璋接通关系，往返路过三峡腹地，他说昭君是秭归县人，绝非虚妄。南朝刘宋人范晔著《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曰：“昭君字嫱，南郡人也。”[3]虽未指明秭归县，但说昭君为汉荆州南郡人，实是对于文颖“南郡秭归”说的认同。而唐人李贤注《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则云：“前书曰：‘南郡秭归人’”[3]，进一步确认了昭君籍贯为南郡秭归县。

“建平兴山”说始于三国以后，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四十八云：“兴山县：北八十五里，旧五乡，今七乡。本汉秭归县地，三国时其地属吴，至景帝永安三年分秭归县之北界立为兴山县，属建平郡。隋废之，唐武德初又置。香溪在邑界，即王昭君所游处。王昭君宅，汉王嫱即此邑之人，故云昭君之县。”[4]由此可见，南郡秭归三峡文化研究说和建平兴山说并不矛盾，只是行政区划发生变化一分为二所致。兴山县的设置在吴永安三年（260），其时文颖已不在人世，他注释《汉书》时只有秭归县而无兴山县，故而他指昭君为秭归县人。吴永安三年（260）以后，兴山县虽偶有并入秭归县之时，但多数时候独立存在,一直延续至今。而王昭君出生地处在汉秭归县北界即后来之兴山县境内，故而乐史的“兴山”说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可，后世权威历史地理著作如《舆地广记》《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湖广通志》等等均沿袭其说法。因此，秭归说和兴山说实为一说，魏晋以前可谓昭君为秭归人，魏晋以后应谓昭君为兴山人，即今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人。

二、齐国说

魏晋隋唐时期，王昭君为“齐国人王襄（一作穰、攘）之女”的说法颇为流行。梁朝著名学者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琴操》云：“王昭君者，齐国王穰女也。年十七，仪形绝丽，以节闻国中，长者求之者，王皆不许，乃献汉元帝。帝造次不能别房帷，昭君恚怒之。会单于遣使，帝令宫人装出，使者请一女，帝乃谓宫中曰：‘欲至单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视之，大惊悔。是时使者并见，不得止，乃赐单于。”[5]《琴操》还叙述了昭君在匈奴生子后自杀等事。

《琴操》是一部为琴曲解题、介绍琴曲来源的音乐文献，最初盛传为汉末著名学者蔡邕所著，但今天学术界普遍认为蔡邕不过是托名，东晋学者孔衍才是《琴操》的编集者，也就是说《琴操》中诸多故事乃孔衍编集文人著述和民间传闻而成。孔衍，东晋初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第二十二代孙，少好学，通诗书，以博览广闻著称，著述百余万言，《晋书•儒林列传》载有孔衍事迹。《琴操》所述昭君故事，显然是采录齐鲁之地的民间传闻并杂糅《汉书•元后传》所载王政君入宫事而成。

王政君，西汉济南郡东平陵县（今山东济南市章丘区）人，为汉元帝皇后，王莽之姑，做过三代皇太后，身世经历颇富传奇色彩，是西汉宫中著名女性之一，汉晋时期齐鲁之地民间应有若干关于王政君的传说。《琴操》所录民间传说之所以将王昭君与王政君混为一人，一是因为二者姓字极为相近，又都是汉元帝时期的著名女性，一为汉元帝皇后，一为汉元帝宫女，被赐为单于阏氏（相当于汉之皇妃），而且王政君之父名王禁，“禁”字与“襄”字形体亦近似，故而民间故事传王昭君为“齐国王襄女”；二是因为二者早期身份颇为近似，王昭君以“良家子”即清白普通人家子弟的身份进宫，而《汉书•元后传》载：“（王禁）乃教书、学鼓琴，五凤中，献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为家人子。”[1]什么是“家人子”呢？唐人颜师古注《汉书•外戚传》中“上家人子、中家人子施有秩斗食”一句云：“家人子者，言采择良家子以入宫，未有职号，但称家人子也。斗食谓佐史也。谓之斗食者，言一岁不满百石，日食一斗二升。”[1]汉元帝时期，后宫女子分昭仪、婕妤等十四个等级，家人子、良家子均在十四等之外，家人子的地位和待遇比良家子略高，但均属于后宫最底层的宫女。可见，王昭君与王政君早年入宫的身份和经历十分近似，民间口口相传容易引起混淆讹误。

事实上，后世史籍、戏曲小说、民间故事等多有将王政君事迹移入昭君故事中。《汉书•元后传》记载汉元帝为太子时，其宠爱的妃子司马良娣病死后他极为悲伤沮丧，并迁怒于其他妻妾，一概摈弃不见。汉宣帝令皇后顺太子心意，从后宫家人子中选拔五个出类拔萃的宫女，让太子挑选，王政君在五人之中，太子不敢违背母意，便随意指了指坐在离他最近的王政君，王政君便被掖庭令送入太子宫，最终成为元帝皇后。范晔著《后汉书•南匈奴传》曰：“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3]五名宫女是一起赐给单于为阏氏呢？还是赐昭君为单于阏氏，其余四名宫女为昭君侍女呢？范晔没有说明。班固《汉书》记载仅赐昭君一人为阏氏，一次赐单于五名宫女显然不符合和亲惯例，当是范晔杂糅元后王政君事拼凑而成，实不足为信据。而元人马致远《汉宫秋》第一折写昭君自述身世云：“父亲王长者，平生务农为业。母亲生妾时，梦月光入怀，复坠于地，后来生下妾身。”今兴山、内蒙等地民间故事亦多言昭君生于八月中秋月圆之夜，是“月亮的女儿”，故“取了个乳名，叫做‘皓月’。”[6]民间故事传说多半是受到《汉宫秋》等戏曲的启发，而《汉宫秋》等戏曲则明显接受了《汉书》关于王政君出生之记载的影响：“李亲任政君在身，梦月入其怀。及壮大，婉顺得妇人道。”[1]所说“李”，即王政君之母李氏；“任”，即怀孕；是说李氏梦月入怀而怀上王政君。

有意搜罗著名历史人物的神异故事，是中国古代史籍叙事的传统。可见，魏晋以来文人创作昭君题材的作品和民间有关昭君的传说故事，大多杂糅了王政君的经历。然而，王政君籍贯为西汉济南郡东平陵县（今山东济南市），即齐国女子，王昭君籍贯为西汉南郡秭归县（今湖北兴山县），即楚国女子，一南一北，一东一西，相差甚远，不可混为一谈。

三、成都说和蜀女说

“成都”说和“蜀女”说可视为一说。指王昭君为成都人，始见于元人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剧中人毛延寿说：“昨日来到成都秭归县，选得一人，乃是王长者之女，名唤王嫱，字昭君。”剧中人王昭君回禀汉元帝说：“陛下，妾父母在成都，见隶民籍。”成都为郡名，自古以来就是蜀地（今四川省）中心地带，于是昭君可谓成都女子、蜀中女子。明确称呼昭君为“蜀中女子”的是明人凌濛初的小说《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蜀中女子从来号称多才，如文君、昭君，多是蜀中所生，皆有文才。”今之学者祁和晖力主“成都”说和“蜀女”说：“我们可以认为王昭君为四川人，为蜀女。”[7]

祁和晖先生认同王昭君是“蜀女”，其中一条重要依据是《汉书》文颖旧注原文是“本蜀郡秭归人也”，清代学者将《汉书》文颖旧注改为“南郡秭归”了，但康熙三十二年（1693）仇兆鳌进呈的《杜少陵全集笺注》殿本、康熙五十二年（1713）《杜少陵全集笺注》印本等，“都作了这样的注释：‘《汉书注》文颖曰：昭君本蜀郡秭归人也。’”[7]祁先生进一步说：“元代马致远在著名的历史题材杂剧《汉宫秋》中，借剧中人之口，四次肯定昭君是蜀女。……乃至有的读者，读《汉宫秋》后发生联想，认为昭君可能生在秭归，后来全家迁居成都了。马致远创作时总有一些特别的根据，才这样三反四复地强调昭君是‘成都秭归人’吧？他这些台词至少是参考了文颖的《汉书》注文，不过把‘蜀郡’径直改成了‘成都’。明代冯梦龙、凌濛初两大文豪也直认昭君为蜀女，如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初刻拍案惊奇》应为《二刻拍案惊奇》）中说：‘只因蜀中女子从来号称多才，如文君、昭君，多是蜀中所生，皆有文才’，能说凌濛初等人毫无根据吗？”[7]

蜀郡历来为蜀地中心郡国，成都为蜀郡郡治。东汉初期，公孙述割据巴蜀，曾改“蜀郡”为“成都郡”，东汉政权平定公孙述后又恢复蜀郡之称，两宋时又改蜀郡为成都府，所以，“蜀郡”亦即“成都郡”，“成都郡”亦即蜀郡。《汉书》文颖旧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文颖注为“蜀郡”是因为身在曹魏做官，而秭归县时为蜀汉集团所控制，故“蜀郡”含有“蜀汉所辖之郡”之意，并非实指成都郡，因此后人将“蜀郡秭归人”改为“南郡秭归人”则顺理成章。而马致远说王昭君为“成都秭归人”，应由行政区名的移位所致。中国古代一地多名、一 名异地的现象十分突出，多源于族群迁徙活动和战争割据局面，即中国古代普遍存在地名移位现象，如“鄂”这一地名从今山西南部移至今河南西南部再移至今湖北东部、“丹阳”从今河南西南部移至今湖北西南部再移至今江苏西部等等。西晋初期由于蜀地动乱不息，西晋王朝便在荆州南郡境内设置了一个“成都郡”，《晋书•地理志》载曰：“时蜀乱，又割南郡之华容、州陵、监利三县别立丰都，合四县置成都郡，为成都王颖国，居华容县。”[8]元人马致远博学多才，他应读过《汉书》文颖旧注，自然也读过《晋书•地理志》，荆州境内的成都郡国本为南郡旧地，而王昭君为南郡秭归县人，将昭君视为成都郡人又何尝不可呢？由此可知，《汉宫秋》指昭君籍贯为“成都秭归县”，实为历史上地名移位所致，并非因为昭君“全家迁居成都”在四川长大成人的缘故。

四、巫山说

“巫山”说也强调王昭君为“蜀女”，但它直接将昭君籍贯确定在夔州巫山县。如今之学者王辉斌说：“我们认为，昭君的故里在夔州巫山，即今四川省的巫山县。”[9]巫山县现今隶属于重庆市，秦汉时期称“巫县”，自古多属巴蜀地界。

王辉斌先生列举了昭君籍贯在巫山县的两大理由：其一，昭君旧迹在巫峡之滨。如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八载：“王昭君宅，汉王嫱即此邑之人，故云昭君之县，村连巫峡，是此地。”[4]证明昭君村和昭君宅位于巫峡之滨。又如中唐诗人蒋冽作记游诗《巫山之阳香溪之阴明妃神女旧迹存焉》，神女峰是巫山十二峰之一，在今巫山县东，其南有神女庙。从蒋冽记游诗诗题可知：“明妃旧迹”在长江之滨，与神女峰相连，而且在巫山与香溪之间，非在香溪之中。其二，古代文人创作歌咏昭君的诗作多指巫山为昭君故里。如北宋司马光作《和介甫明妃诗》有云：“自嗟不如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南宋王十朋作《昭君村》有云：“十二巫峰下，明妃生处村。至今粗丑女，灼面亦成痕”；明代黄幼藻作《题明妃出塞图》亦云：“早知身被丹青误，但嫁巫山百姓家”，等等，都是将巫山作为昭君故里加以歌咏的，王十朋还做过夔州知州，熟知三峡地理，他说巫山脚下有明妃村应是可信的。

王辉斌先生所提供的论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首先，古代文人著作中所说的“巫峡”“巫山”等地理概念，大都是泛指巴楚之间较为广阔的地理范围，“巫山”“巫峰”往往指巫山山脉，“巫峡”则是概称巫山之峡，涵盖了三峡大部分区域，严格意义上的三峡概念（即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是在明清以后逐步形成的，其起始点和具体长度、范围等是到了近现代才最终得以确定。清同治四年（1865）编纂《兴山县志》卷一云：“兴山县，在巫山下流。”[10]说明直至晚晴人们心目中兴山县地处巫山之境。因此，乐史、司马光、王十朋、黄幼藻等古代文人所提及的“巫峡”“巫山”“巫峰”等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巫山县境内的巫峡、神女峰，否则就会犯下“以今证古”的失误。北宋初期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八中虽然说昭君故里“村连巫峡”，但明确指昭君为兴山县人。北宋末期欧阳忞在《舆地广记》卷二十八中与乐史说法一致：“兴山县：有昭君村，汉宫女王嫱此乡人也。”[11]南宋范成大在《吴船录》卷下亦明确说：“兴山县，王嫱生焉，今有昭君台。”[12]两宋时期兴山县隶属荆湖北路的归州，巫山县隶属夔州路的夔州，两县之间隔有归州、巴东县，互不搭界，宋代学者决不会弄混淆。其次，巫山有“明妃旧迹”不能证明昭君故里在巫山县。巫山县有昭君村等遗迹是事实，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川通志》等文献亦有明确记载。今巫山民间故事说王昭君亲族（姨妈）家住奉节、巫山一带，昭君寄养姨妈家中并长大成人。不排除昭君少年时代到过巫山有过生活经历的可能性，但文人们所见“明妃旧迹”多半是后世人为修建的古迹。巫山县自古地处长江三峡之滨，不仅是一处重要的水运码头，而且是长江三峡地区的重镇之一。战国之世，“巫县”为楚国巫郡郡治之地，秦朝一统天下后以巫县为南郡西陲重镇，三国时期吴国长期以巫县为建平郡郡治，辖巴东、秭归、兴山等县，两晋南北朝时期巫县亦常为建平郡郡治，隋唐以后设置巴东郡和归州，改巫县为巫山县，兴山等县才与巫山县分离开来。巫山县城作为三峡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又地处长江之滨，交通便利，昭君乃本郡著名女性，在此地修建一些纪念昭君、表彰昭君的建筑物如昭君祠、昭君宅等以供游人瞻仰，实属情理之中。正如今天秭归县城（秭归县茅坪镇）建有屈原昭君文化公园一样，方便了广大游客对于历史文化名人屈原、昭君的瞻仰和纪念，但不能因此来证明屈原、昭君籍贯在茅坪镇。同样，巫山长江之滨的“明妃旧迹”同样不能证明昭君出生于巫山县。

五、荆门说

清康熙八年（1669）编纂《安陆府志》卷三《遗址》载曰：“昭君村：土人云在荆门州。故少陵诗云：‘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13]近人臧励龢编纂《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辞书亦载昭君村在荆门州。荆门州，即今湖北荆门市。可见，“荆门”说主要源于杜甫歌咏昭君的诗作。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诗是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咏怀古迹五首》作于杜甫逗留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和东出三峡逗留峡州（今湖北宜昌市）期间，即“群山万壑赴荆门”一诗最晚作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二月前，同年二月杜甫离开峡州前往江陵，不久去了岳州（今湖南岳阳市），两年后病逝于湘江一条破旧木船上。杜诗所说“荆门”，实指荆门山，在峡州（今湖北宜昌市）东南长江南岸。自春秋战国以来，长江南岸荆门山与北岸虎牙山便构成了闻名天下的“楚之西塞”，号称“川鄂咽喉”，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争夺战，留下了若干故事和遗迹，历代文人经过此地常常会登高感怀，杜甫咏荆门明妃村诗可能作于登临荆门山之后。然而，杜诗并非考证昭君故里，将“荆门山”与“明妃村”对举，不过是说昭君生于三峡之乡、此地多闻昭君传说而已。更关键的是，杜甫死于大历五年（770），而贞元二十一年（805）即杜甫死后三十五年始置荆门县（今湖北荆门市），宋代改为荆门军，元明以后称荆门州，杜甫时代荆门县位于当阳县（今湖北当阳市）北境，隶属于荆州。也就是说，“荆门”的移位是在杜甫死后发生的，杜甫生前不可能知道“荆门县”“荆门军”“荆门州”等地名，即便他说的“荆门”之下真有个“明妃村”，那也只能是“峡州明妃村”，与今天的荆门市没有任何关联。明代文人陈耀文在《天中记》卷十六中云：“王昭君，生于峡州，今有昭君村。”[14]无论是元代的峡州路，还是明代的夷陵州，均不管辖兴山县，足见明人陈耀文依据的正是杜甫之诗。

六、越州说

“越州”说源于明代戏曲《和戎记》，其第二折描写王昭君自报家门云：“奴家姓王名嫱，字淑真，祖贯越州人氏。父授太守之职。有妹秀真，兄弟王龙。”[15]清嘉庆年间雪樵主人作小说《双凤奇缘》（又称《昭君传》）亦采用昭君籍贯“越州”之说。今兴山等地民间昭君传说故事中也偶有籍贯“越州”说，显然是受了明清小说戏曲作品的影响。

今浙江绍兴市古称会稽郡，乃春秋越国中心区域，隋唐之际改称越州，越州从此名扬天下。王昭君生于南郡秭归县（今湖北兴山县），进入都城长安汉宫（今陕西西安市），再经今陕西、山西、内蒙等地远嫁大漠，距东南越州（今浙江绍兴市）均有数千里之遥，无论如何不搭界，她又如何成了“越州人氏”呢？这应与民间集体创作的随意性有关。《和戎记》是一本明初戏文，大约完成于明初江浙地区，作者不详，剧本不太讲究辞藻，又多不合声律，民间才人或下层文人集体创作的可能性很大。南宋以来，东南江浙一带流行戏文，又称南戏，民间才人们创作了《赵贞女》《王魁》《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等大批戏文。当元蒙一统天下之后，北方杂剧以强劲的势头风行舞台，南戏逐渐衰落，但当元末明初杂剧日渐式微后，南戏创作又出现振兴局面，产生了《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和《琵琶记》等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作品。从《和戎记》使用“越州”等宋元旧地名上看，不排除《和戎记》存在宋元旧本的可能性。戏曲是娱人耳目的大众通俗文学样式，作者可以根据个人的大体印象随心创作，《和戎记》既然是宋元明初民间才人的集体创作，当然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加上江浙一带的民间才人们未必到过湖广归州（辖今湖北秭归、兴山等县），缺乏对于归州历史地理的足够了解，因而难免会出现以讹传讹或牵强附会的现象。昭君故里“归州”在江浙民间才人们听起来颇似“越州”，而宋元明初“越州”又远比“归州”知名度高，于是，昭君便成了“祖贯越州人氏”，实为民间才人们因音近讹误或有意附会而成。

《和戎记》虽然将昭君故里附会至越州，但所写“越州”方位却又不是江浙越州（今浙江绍兴市），而更像是湖广归州（辖今湖北秭归、兴山等县）。明初定都南京（今江苏南京市），江浙一带成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戎记》以南京为都城，而第四折写安国侯张槐介绍昭君出生地“越州”则位于南京之西方：“臣启陛下，夜来司天台观星望斗，切见太阴星正照西方，落在越州城。越州太守王朝珊一女，生得龙眉凤眼，腮脸端正，可着使臣前去，宣入归朝，立为正宫，庶慰中外之望。”[15]昭君故里越州城（实为归州城）位于南京正西方，故而说“太阴星正照西方”；江浙越州城位于南京正南方（略偏东），如果实指此越州，则当说“太阴星正照南方”。可见，将昭君籍贯说成“越州”，不过是民间艺人随意附会而已。

总之，王昭君籍贯存在多种异说，形成的原因复杂多样。“南郡秭归”说即“建平兴山”说源自早期的历史文献资料，实为“昭君出生故里”；“齐国”“成都”“巫山”“荆门”“越州”等说法，主要源自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的描述，可谓“昭君文化故里”。科学区分“昭君出生故里”和“昭君文化故里”之别是学术研究者必须遵循的学术原则，但无论是“昭君出生故里”，还是“昭君文化故里”，皆属于昭君文化的范畴，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

注释：

[1]（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

[2]（清）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

[3]（南朝）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

[4]（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

[5]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

[6] 蔡长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大全•湖北兴山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

[7] 祁和晖：《王昭君籍贯族属异说》，《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8]（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2000年。

[9] 王辉斌：《昭君故里新考》，《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89年第3期。

[10] 政协兴山县委员会翻印：同治四年《兴山县志》影印本，2017年。

[11]（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四库全书》（第47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2]（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四库全书》（第46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3] 康熙八年《安陆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省府县志辑》影印本（第5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14]（明）陈耀文：《天中记》，《四库全书》（第96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5] 吴伯森编著：《古代昭君戏曲注评》，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

编 者 按：原文引自《三峡论坛》2020年第2期，总第344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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