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胜利，史转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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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流传甚广，班固《汉书》之昭君出塞史实是故事生成的起因，葛洪《西京杂记》中“昭君与画工”的故事，不仅符合了普通群众的审美取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古代文人“士不遇”的现实情形，于是获得空前的接受而得以广泛流传，成为昭君故事流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唐代变文、宋元戏曲、明清小说延续昭君故事题材，它们递相传承，共同推进了昭君故事的发展与流变。
[关键词]昭君故事；汉魏六朝；传承；流变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19)04-0009-05
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在我国广泛流传，其本源来自班固《汉书》中所记载的内容。自从班固《汉书》记载了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以来，人们就出于对昭君不幸命运的同情、怜悯，给予她很多的审美观照，尤其是民间传说颇为兴盛。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及对黑暗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昭君故事再次成为文人士子寄寓悲愤情感的载体，他们饱含真情，塑造了光艳明丽的王昭君形象，增添了富有传奇性的故事情节，对于王昭君故事的流传与演变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汉书》与昭君故事
西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最早记载了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据《汉书》卷九《元帝纪》记载：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虖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1]《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亦记载：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赐单于。……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复株累单于立十岁，鸿嘉元年死。弟且糜胥立，为搜谐若鞮单于。[1]
据上述史料可知，《汉书》中记载的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较为简单，爬梳后可以得到如下信息：王樯，字昭君，后宫良家子，于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被赐予呼韩邪单于作阏氏。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生有一男，其名字为伊屠智牙师；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去世后，王昭君又嫁给复株累单于，生有二女，大女儿名云，小女儿名字不详，汉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复株累单于去世后，有关王昭君的事迹史书就没有了记载。
二、《琴操》与昭君故事
自从班固《汉书》记载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之后，较早记载王昭君出塞和亲故事并且影响较大的就是《琴操》一书。在该书中有关王昭君故事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琴曲的曲辞本事及来源；一是记录了“昭君怨”的歌词。为叙述之便，姑抄录《琴操》中昭君故事如下：
王昭君者，齐国王穰女也。年十七，仪形绝丽，以节闻国中。长者求之者，王皆不许，乃献汉元帝。帝造次不能别房帷，昭君恚怒之。会单于遣使，帝令宫人装出，使者请一女。帝乃谓宫中曰：“欲至单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 帝视之，大惊悔。是时使者并见，不得止，乃赐单于。单于大悦，献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问世违曰：“汝为汉也? 为胡也?”世违曰：“欲为胡耳。”昭君乃吞药自杀。[2]
据上述材料可知，《琴操》所记载的昭君故事与《汉书》所记载的多有不同。
《琴操》中所记载的昭君出塞和亲故事与《汉书》所记载的内容有很多的差异，它只是保留了《汉书》中有关昭君出塞和亲故事的大体内容，却出现了新的故事情节，它明确指出了昭君的美貌，认为昭君出塞是由于“恚怒”所致，点明了昭君故事“怨”的主题，又创造出昭君吞药自杀的悲惨结局，引起后人的深切同情，为后来昭君故事的发展作了铺垫。
三、《王明君辞并序》与昭君故事
自从琴曲《昭君怨》出现之后，在后世便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力。据郭茂倩《乐府诗集·琴集》记载曰：“胡笳《明君》4弄，有上舞、下舞、上闲弦、下闲弦。《明君》300余弄，其善者四焉。又有胡笳《明君别》5弄，辞汉、跨鞍、望乡、奔云、入林是也。”[3]据上述记载可知，自从《汉书》记载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以来，有关昭君出塞和亲故事的文学体裁就比较多了。其中，以西晋士人石崇创作的《王明君辞并序》最具典型意义。为了下面分析之便，姑抄录全文如下：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故叙之于纸云耳。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花不足欢，甘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4]
上述所引石崇的《王明君辞并序》，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均加以收录。《序》本身有诸多谬误之处，前贤多已指出，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该序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这本是石崇的臆想之辞，而后人却以此塑造了昭君在马背上弹奏琵琶的优雅形象，并被广泛接受，从而传承了下来。大概是因为琵琶之音哀怨凄清，它可与昭君身世的凄凉悲惋相互辉映，以倍增其哀怨也。
玩味诗义，该诗歌以昭君自述的语气抒发了她出塞的悲苦与愁怨，感情基调与《昭君怨》是一致的。开篇就描写了昭君离别故国时的悲痛场面：“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从主人公到仆人都是悲伤欲绝，连马儿也悲鸣嘶叫，极力渲染离别的悲伤气氛；接着描写了昭君到达匈奴后的生活和感受，虽然“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但仍然觉得“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对“阏氏”这象征尊贵的称号从心理上也不能够接受。更令昭君无法接受与容忍的是“父子见凌辱”的心理压力，她想通过自杀的方式解除这些生命中的痛苦，但考虑到诸多现实方面的情况，“杀身良不易”，也只好“默默以苟生”了。最后，她寄希望于乘上飞鸿，回到故乡，可这些也无法实现，只有独自守望故国的方向，在荒凉的草原上如秋草般慢慢凋零。
由上述材料及分析可见，《王明君辞并序》对昭君出塞和亲的悲惨遭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奠定了昭君故事悲愁凄怨的感情基调，同时塑造了王昭君在马背上弹奏琵琶的优雅艺术形象，对后世的文学作品诸如诗歌、词、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中昭君故事的传承与演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西京杂记》与昭君故事
东晋诗人葛洪所撰《西京杂记》一书中记载有《画工弃市》的故事，涉及到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为下文叙述之便利，姑抄录全文如下：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节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樯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畅，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5]
上述所引《画工弃市》所载的昭君故事与《汉书》所记的王昭君故事大相径庭，仅有元帝、王樯、阏氏、待诏宫中、被赐单于这些因素和史书的记载是相互吻合的，其他故事情节多是作者主观创作后，自己补充的内容。但《画工弃市》所记载的昭君故事与《琴操》所记的昭君故事在情节方面是有相关之处的，《西京杂记》之《画工弃市》一则，其所记载的昭君故事与以前的昭君出塞故事相比，内容更为丰富了，情节也更为完整了，而且增添的故事情节比较新颖，很有创意。
不仅交代了王昭君的名字，还说明是元帝误点昭君出塞，为后面的故事情节埋下伏笔。在《西京杂记》中，王昭君一改过去悲怨的形象，代之以“善应对，举止闲雅”，俨然一个温雅娴淑的女子; 且其出塞，也不是“怨愤恚请行”，而是皇帝钦点赐行，于是显得皆大欢喜。
《西京杂记》关于昭君故事最为创新的地方就是引入了“画工丑图”的情节，它为昭君埋没于汉宫及出塞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即昭君因不愿贿赂画工，才被误点出塞的。这样的描写，就把昭君的才美不外现、洁身自好、清高脱俗的高尚品格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贿赂成风、金钱至上的丑恶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结合魏晋时期的社会现实，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昭君这一艺术形象在当时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和价值。
东汉末年，随着汉室皇权旁落，政治形势复杂多变，社会激荡，儒学对人们的思想束缚日益淡化，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政治腐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呈现出乱世即将到来的气象。谚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6]这是当时社会真实的写照。汉末士人赵壹在其《刺世疾邪赋》中批判曰：“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6]其《疾邪诗》亦云：“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这些诗文对当时黑暗的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曹魏一代推行“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在其统治后期，世家大族把持了选举权，迨至西晋时期遂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7]的社会状况，许多有志之士怀才不遇，抑郁终生，如《晋书》卷四十五《郭奕传》记 载：“时亭长李含有俊才，而门寒为豪族所排。”[7]《晋书》卷八十九《易雄传》记载：“举孝廉，为州主簿，迁别驾。自以门寒，不宜久处上纲，谢职还家。后为舂陵令。”[7]《晋书》卷七十一《陈頵传》记载：“頵以孤寒，数有奏议，朝士多恶之，出除谯郡太守。”[7]史料记载的此类事迹还有很多，举不胜举。与此同时，社会上流行的奢靡风气也深深地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念。西晋士族阶层通过九品官人法占据了“清要”的职位，使其“不为物累”从而拥有充裕的时间玩乐；而当时实行的“占田制度”，则保证了该阶层拥有大量的财产，士族阶层在获得了这些物质利益后便开始疯狂地追求世俗的享乐和物欲的满足，莫不竞相夸尚奢靡，炫耀财富，遂造成对金钱的追逐与狂热崇拜。王褒《钱神论》曰：“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8]干宝《晋纪总论》对这种社会现象亦评论曰：
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贰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时，情匿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人择利……而世族贵戚之子弟，凌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竟之士。[4]
由此可见，上述这些言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金钱万能、“不才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社会现实，而《西京杂记》中所记载的王昭君因为不愿贿赂画工最终出塞和亲的故事，正是在上述所描绘的黑暗的社会情形中才出现的，因而有着强烈的批判性和时代色彩，且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昭君被埋没宫中的遭遇与中国古代的“士不遇”之文学主题是有相通之处的，高度契合了文人们的抑郁心理，很容易拨动文人怀才不遇的情感之弦，这也是其被历代文人反复吟唱的原因所在。
五、《后汉书》与昭君故事
据《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记载：
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9]
范晔《后汉书》中所记载的昭君故事与《琴操》所记载的内容类似，认为昭君出塞的悲剧故事是由于“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表明了是由于“悲怨”所致，但不同的内容是描述昭君的容貌以及汉元帝见到昭君后的失态行为，“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这里明显有小说的创作手法，联系一下作者范晔的人生经历，应当能够更好地理解他如此描写昭君出塞的原因所在了。
据《宋书·范晔传》记载：
元嘉元年冬，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晔弟广渊，时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宿广渊许，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义康大怒，左迁晔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在郡数年，迁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10]
从上述材料可知，“左迁晔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这些文字可以表明，范晔在写作《后汉书》时，是在抑郁不得志的情况下，这种心态自然影响到他的史书写作。除此之外，范晔在撰写《后汉书》时，描写昭君出塞的作品已经很多了，比如《西京杂记》《琴操》《王明君辞并序》等，王昭君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命运多舛的形象，非常契合范晔本人的个人遭遇，他写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其实是以昭君自比，抒发自己才华横溢，却不被欣赏的抑郁情怀，这是非常明显的，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是也。
六、《世说新语》与昭君故事
南朝刘义庆所编的《世说新语·贤媛篇》记载了昭君与画工的故事，兹抄录如下：
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赂。王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2]
由上述材料可见，《世说新语·贤媛篇》所记载的昭君出塞和亲故事与《西京杂记》中记载的类似，不过刘义庆在记载时做了稍微的修改，去掉了昭君“怨恚皇帝”的情节，这是最容易引起统治者敏感的部分。考虑到刘义庆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的政治因素，就可以知道他这样做的原因了。
宋文帝即位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断诛杀大臣。元嘉三年，诛杀扬州刺史徐羡之[10]和尚书令傅亮[10]；元嘉十三年诛杀江州刺史檀道济[10]。刘义庆死的次年，诛杀范晔[10]，贬刘义康为庶人。加之宋文帝身体不好，“有虚劳疾，寝顿积年，每意所想，便觉心中痛烈，属纩者相系”[10]，所以更加神经过敏，多所猜忌。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上“乌夜啼”条记载：“右宋临川王义庆造也。宋元康中，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郡。刘义庆时为江州，相见而哭。文帝闻而怪之，征还京。刘义庆大惧，妓妾闻乌夜啼，叩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及旦，改南衮州刺史。因作此歌。”[11]据《宋书》卷六十八《彭城王义康传》记载：“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骥勒兵殿内，以备非常。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义康上表逊位曰……改授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持节、侍中、将军如故，出镇豫章。”[10]据此可知刘义康于元嘉十七年因刘湛事得罪，授江州刺史，出镇豫章。又据《宋书》卷五十一《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刘义庆传》记载：“十六年，改授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卫将军、江州刺史，持节如故。十七年，即本号都督南衮、徐衮、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南衮州刺史。寻加开府仪同三司。”[12]据此可知，刘义庆改南衮州，其江州刺史职位当为义康所取代。吴兢书中所描写的情节，可以与史书相互参证，恰足以说明刘义庆当时所处的艰难处境与恐惧心情。因此他所记载的昭君故事为何去掉了“怨恚皇帝”的部分，就很好理解了。
综上所述，我们细致梳理了昭君出塞和亲故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传与演变情况，可以看出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昭君出塞和亲故事无论在情节还是内容上都愈加完整与丰富，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一些新添加的因素诸如昭君与画工的故事，使得昭君故事更具传奇色彩。昭君被埋没宫中的不幸遭遇与中国古代的“士不遇”之文学主题有相通之处，容易拨动文人怀才不遇的情感之弦，加之该时期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及对门阀士族制度下黑暗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于是昭君故事很容易成为文人士子寄寓悲愤情感的载体，从而被人们普遍地接受并且广泛传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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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费振刚，等.全汉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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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范晔.后汉书[M].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吴兢.乐府古题要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2]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编 者 按：原文引自《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7月 第41卷 第4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