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无言的文明史诗阿富汗文物珍宝展

发布时间:2020-08-6 浏览次数:1797 来源:世界遗产

 阿富汗珍宝展从2006年开始在世界巡展,像个旅行者一样历经几大洲,展览后的下一站会是哪里,文物何时还乡?面对危机四伏的阿富汗,巡回展览的模式也许更能有效地宣传阿富汗的文化,也是最有效的保存这批文物的方式之一。


 阿富汗文物珍宝展从2006年运到集美博物馆进行整理修复,之后开启世界巡展模式,在世界上各大博物馆进行巡回展览。2016年该展览登录亚洲,从日本九州、东京开始,之后辗转到达韩国,2017年3月份进入中国,继续其环球展览之旅。


阿富汗展览走进故宫,邵学成/摄


 过去的学人们常说,世界上有两个古代文明中心,—个是环地中海沿岸的海洋文明,另—个则是中亚腹地阿富汗为中心的沙漠干地文明。第一个文明中心比较容易理解,埃及、希腊、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都在不断的交融中产生新的外溢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但是另外一个中亚腹地阿富汗,中国对于它的过去却多少有一番陌生的景象。历史上的欧亚大陆曾经强盛的帝国,皆扩张到阿富汗。历史时期的希腊的亚历山大东征、波斯萨珊、印度孔雀王朝、中国的唐帝国的疆域拓展过程中都是如此,特殊的高原山地复杂的地理环境,让阿富汗时常作为文明军事扩张的极限边缘地带,但如果转换思维平面上的边缘或许就是立体空间中的中心。


 游牧民族长期活跃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独特的文化属性、互相征讨战争促进的文明互动和物质文化交融,构成了一个比肩地中海的多元文化文明中心。但阿富汗本身文献文字资料缺乏的事实,给历史学研究增加了难度,却也给考古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王冠 黄金 公元25-50年


 同样在世界近代考古学艺术史发展道路上,阿富汗的考古研究探索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象征之一,对阿富汗的研究大背景也是在各国家经济腾飞和文化建设需求上建立的,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和苏联都曾先后研究阿富汗,尝试各种考古学方法论和科技技术。


珍宝展,欧洲人的寻根之旅


 从展陈内容上看,这次展览主要来自于四个地区,法罗尔丘地( TepeFullo)、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蒂拉丘地( Tilla Tepe)和贝格拉姆( Begram)。这四个地区的文物展览中,法罗尔丘地是属于当地农民的意外发现,阿伊哈努姆和贝格拉姆是属于法国考古队的两座城市考古发现,蒂拉丘地是苏联和阿富汗联合考古队发现的墓葬遗址,基本可以看出来是欧洲考古成果背景下的一个展览。当然决不能忽略其他因素对阿富汗近代考古学的影响,因为从1922年阿富汗考古开启伊始,就签订了由法国独占考古事业30年的文化协定,导致其他国家没有机会进入阿富汗进行考古。此外,殖民主义、民族主义都曾经与考古学研究搅浑在一起,构成阿富汗考古学艺术史的研究特色。


贝格拉姆青铜雕塑,刘拓/摄


 如果追溯这种展览形成的考古历史背景,我们会发现在欧美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阿富汗研究是作为东西方融合的古代希腊化佛教遗址案例被重视的,因为古希腊的荣光曾经让近代史上无数的欧洲人来到亚洲找寻往昔的光辉足迹。西方人一直在阿富汗寻找他们的祖先,同样也无可否认近代殖民浪潮和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古代欧洲文化浸透到世界各个角落,这些都是以亚历山大东征事件为最基本史实。亚历山大东征留下的帝国,以及以后希腊后裔建立的国家城市都渐渐湮灭在亚州的历史长河中,同样近代欧洲殖民者到达亚洲后,也在根据西方文献记载试图努力找寻古代欧洲文化影响左右亚洲的荣光。


驱龙战车图案饰物 黄金 公元25-50年


 但在阿富汗具体考古学艺术史研究中,阿富汗本身历史文献和文字资料的稀薄一直困扰着所有的古代史研究,从周边邻国寻找文献资料成为理解过去最便捷的方法,这个时期解读阿富汗古代遗址最重要的文献来自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从印度、巴基斯坦,再到阿富汗,考古学家们参照着玄奘的记载找到一处处遗址和一座座古代城池,欧洲考古学家都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的文献,《大唐西域记》等旅行僧游记相继被翻译成法语、英语等多个版本在欧洲流行着。


 如果以中国为中心再次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关于阿富汗和中国的联系。历史上唐朝延续汉朝传统,在7世纪后半段重新编定了西域统治体系,658年,唐朝打败西突厥汗国,整个阿富汗的宗主权从西突厥转归唐朝所有。661年,唐朝在阿富汗地域设立一系列行政府州,例如在迦毕试(贝格拉姆)设立修鲜都督府,在阿伊哈努姆、蒂拉丘地附近设立月支都督府等管辖这些区域,这些地名的传统也反映出唐朝对于该地区的认识。


彩绘高脚杯 玻璃 公元一世纪


 这些羁縻府州与属国的具体范围地区已经属于“西域”,这些遗址曾归属于唐朝的帝国疆域辖制还是相对确定,这些阿富汗古代遗址也是中国汉唐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蒂拉丘地、贝格拉姆遗址、法罗尔丘地在后来仍然继续发展,隋唐时期佛教艺术的繁荣让这些地区继续延续着本身的文化命脉,完成了从早期希腊化文化到佛教文化的转化。可惜的是,这也正是此次展览未能呈现的内容。


贝格拉姆宝藏与丝绸之路


 阿富汗在二战前后最为著名的考古成就是发掘贝格拉姆城市遗址。贝格拉姆地区历史上曾是贵霜王的避暑地,在贵霜王中特别有名的迦腻色迦王,将当时中国管辖下中亚地区的汉质子放在此地供养,中国很多旅行僧人都曾记录过该地区流传的故事。贵霜王朝统治阿富汗时期,当时西方有罗马帝国,东边有汉帝国,所以贝格拉姆宝藏收集了欧亚大陆上很多美术工艺品的精品。在新城的两个密闭房间里面,出土了百余件文物,包括来自罗马-叙利亚地区的青铜器、玻璃器、石膏制品,印度的象牙版雕,埃及地区的石料文物和西亚的玻璃器等物品。根据考古报告记载中国的漆器和丝绸也曾在这里出土,因为保存条件问题,历次展览均未包含在内。


西布莉图案饰板 青铜 公元前3世纪


骑马者(亚历山大) 青铜 公元一世纪


 展览的贝格拉姆文物中的罗马石膏圆板,重点突出的是将人物肖像和希腊神话叙述场景有选择的组合制作的浮雕,在埃及和南俄罗斯地区均有发掘出土过相似作品,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代表着很高超的技术水准。罗马时代的审美趋向潮流中喜欢复制希腊的雕刻艺术品,最初使用石膏将金属、石质材质器皿和雕塑进行翻模复制,再进一步根据模型制作金属、大理石或者将粘土铸型。这些大量的石膏盘在阿富汗的发现,说明当地居民有这种物质和艺术喜好的需求。有可能是某些罗马贵族虽然远离欧洲,但仍醉心希腊艺术复兴,这种复古思潮交错古代欧亚地区不同的空间中表达着对古希腊艺术的尊崇。


 一方面,贝格拉姆的宝藏无疑代表了1~2世纪世界美术的全貌,这些精湛的艺术和技术吸引人们注意,但这一阶段由于法国垄断了阿富汗考古学研究,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家无法获得田野考察的机会。法国考古学家想取代英国在南亚印度、中亚、中国新疆等地区的研究优势,必然会限制其他考古学家进入阿富汗竞争研究,例如大家耳闻能详的斯坦因等人一直未能进入进行实地田野调查,造成阿富汗研究上的互动并不多。这一时期只有部分艺术史学者借助图像有机会参与讨论,尽管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新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基于图像学分析基本服从于考古学专业的推断,又显得有些单薄。


 一方面,法国学者们迫切想从贝格拉姆遗物中找到佛像起源的证据,他们对出土的印度风格象牙雕刻的人物故事装饰图案进行辨识,希望从中找到佛教传播图像的影子。因为这些婀娜的女性服饰图案和古代建筑图案,很容易让人想起桑奇大塔和巴尔胡特等地区的早期佛教建筑及其装饰,早期印度佛教美术的传播是否到达贝格拉姆地区,再进一步传播进入中亚和中国,这些佛像传播路线考量是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虽然最后从象牙雕刻的图像上无法获得直接佛教影响的证据,但是体现了印度文化与此地区的密切交融。


出土于蒂拉丘地6号女性墓葬的兽形黄金手镯



古代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


 阿富汗被称为“文明的十字路”是中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原点,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也都伴随着战争、贸易而同样进行,欧亚大陆之间的文明互动一直生生不息地持续着。但同样,文明的十字路口也意味着是一个交流的廊道和交叉点,一些物质文化继续传播,留下的痕迹可能不会那么丰富,也有可能是属于文明的边缘地区。


 展览中的阿伊哈努姆( AiKhanoum)遗址在远东希腊化研究史上具有划期的意义,因为其代表着希腊城邦文明在中亚地区的延续。保罗·伯纳德博士(Paul Bernard)从1964到1978年带领法国驻阿富汗考古队在该遗址展开发掘,考古成果陆续公布于众,大量的希腊文物、文字材料出土,填补了希腊在远东资料的空白。但最初制定的考古发掘计划由于战争而中止,很多未能调查和发掘的地区也因为军阀混战和不法分子的盗掘破坏而成为废墟战场。阿伊哈努姆这个城市延续了将近2个世纪,可以算是当时东方希腊化文化的中心。公元前145年以后,游牧民族月氏和塞族持续入侵该地区,不久之后该城市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里。


 这一时期苏联考古队也对巴克特里亚地区的早期遗址和贵霜时代遗址进行了调查,1978年,苏联考古学家维克托·萨瑞阿尼迪( ViktorSarianidi,1929- 2013)在“大夏”国都的西南位置蒂拉丘地发现了游牧部落墓葬。考古学家从出土的钱币学证据确认该墓葬遗址的年代学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间。这个时期正是贵霜帝国的建国之初,贵霜人联合诸多游牧部落,打败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的统治。并且根据中国史料记载,这批游牧民族中很有可能是从中国西迁的大月氏。


4.出土于蒂拉丘地1号女性墓葬的希腊式戒指

5.出土于蒂拉丘地6号女性墓葬的圆形装饰物

6.出土于蒂拉丘地4号男性墓葬中猛兽相搏纹样的黄金饰品


 过去有人曾悲观地认为希腊城邦灭亡、游牧民族统治的时期是阿富汗文明史的黑暗时期,并且这一黑暗时期一直持续到贵霜王朝建立,大概150年左右。但蒂拉丘地黄金宝藏似乎可以推翻了这一观点。我们从蒂拉丘地的展览中可以看到阿富汗古代游牧民族的矛盾性格和独特的审美趣味,游牧民族一方面破坏着先进的希腊城邦文明,另一方面也享受着华丽的东西方物质文化,而且很有可能是部分地使用着希腊文字。从墓葬文化、出土器物观察,很多希腊风格的饰品、罗马时代的新作品传入该地区,这些墓室出土的金器上也隐藏着多元文化的线索:罗马、印度和帕蒂亚(安息)帝国的钱币、来自伊朗的绿松石、印度的象牙梳子、中国西汉昭明镜(未展出)。


 尽管蒂拉丘地的出土品是紧急抢救性考古墓葬文化的一部分的产物,发掘后因为战乱也一直未进行展示,但我们仍从展览文物中看出浓厚的世界观气息。展陈中的文物中有很多是墓主人生前所使用的物品,它们还原出早期丝绸之路上人们充满活力的景象: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青金石、绿松石、玛瑙、铜料、金、银在这条路上来回流转,希腊-罗马、印度、中国、中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游牧文明在此融汇。


饰板 象牙 公元一世纪


 从这一蒂拉丘地的发掘来看,早期贵霜王朝文化继承了希腊-巴克特里亚文化,特别是表现海兽风格的金器,一些反映葬礼的美术作品,如骑着海神和海豚的童子,似乎暗示了对于海洋彼岸世界的向往。但是结合蒂拉丘地和阿伊哈努姆两个遗址观察希腊文化给予东亚和中亚艺术究竟有多少影响,是否可以为以后佛教美术提供新的视点,还需要有更多的资料来证明这些问题。阿富汗在1世纪之后,文化重心南移至贝格拉姆地区,贵霜王朝在这里建立都城,也因为更加靠近犍陀罗地区和海上丝绸之路,罗马文化和佛教美术因子逐渐活跃起来,此后阿富汗逐渐进入佛教时代,中国的文献开始关注记录这一地区。


 同时,这一时期关于阿富汗的先史时代的研究也获得了突破,早期阿富汗人的生存方式有可能并不全依靠传统的种植和牧渔产业,依靠着商业和贸易交换,也有可能延续自己的文明。很多遗址的主体民族属性和文化来源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展览中定义为公元前2100-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法罗尔金器,这些金器大概是属于阿富汗青铜时代的产物,相当于中国的夏王朝,这批金器是属于收集品的性质,没有可以依靠的地层学来判断其属性,更加决定了其特殊性和研究的不稳定性。从动物纹饰艺术上来分析,这批金银器来自于周边的印度、两河流域和中亚地区,通过物质交流交换到达阿富汗,青金石的交换有可能是原动力之一。这些金器一方面说明阿富汗古代也曾存在和其他四大文明古国并存发展的本地文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说明从新石器时代起,物品交换流通路线与商品的交换有一定关系。


 7.出土于阿伊哈努姆体育场位置的赫尔墨斯柱形神像

 8.出土于贝格拉姆的狮子形象牙装饰构件

 9.出土于阿伊哈努姆神殿区域的希腊铭文雕刻



展览的新生意义


 这次展览另一种意义上也许是阿富汗战乱之前的一个考古学纪念,尽管这些纪念来得有些晚,却也可以唤醒一部分沉睡的记忆。展览背后,也是一群英雄迟暮的考古学家逐渐老去的故事。1979年苏联进入阿富汗后,所有的外国学者撤离阿富汗,他们都在等待重新进入阿富汗的机会,没想到这个等待的期限会是20多年。这些考古学人尽管他们都曾梦想着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物展览更好地诠释阿富汗,由于苏联进入和战争造成的研究学人断层,当年发掘这批文物的学者们已经都是高龄人群,也在不断地随着岁月流逝而老去。


 从2002年阿富汗国内局面趋稳后,战乱中流失、藏匿于各处的文物被学人顽强地重新整理出来,学人们决定要通过文物展览向世界展示一个与战争不一样的阿富汗。这些经历战争劫难被学人们用生命作为代价保存下来的文物,其价值本身已经超过了古人的智慧和信息,也是当代学人捍卫文化尊严的直接体现,也是一部新的无言的文明史诗。


 2012年当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之后,阿富汗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央政府的文化决策只能辐射到几个大城市,这样对于开展田野考古和文保工作非常困难,一度复兴的考古文博事业也随着外国专家的撤离再度陷入低谷。


 但也从2012年开始,法国决定继续从考古学上援助阿富汗20年,从人才培养到田野工作都会尽力而为,也为阿富汗的考古文化研究事业保留一点希望。2016年展览进入日本,已故的平山郁夫收集的百余件文物全部返还阿富汗的同时,东京艺术大学也决定帮助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培养两名文物修复人才。同时这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介入阿富汗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多方募集资金,支援阿富汗的文保事业。


 阿富汗珍宝展从2006年开始在世界巡展,像个旅行者一样历经几大洲,展览后的下一站会是哪里,文物何时还乡?面对危机四伏的阿富汗,巡回展览的模式也许更能有效地宣传阿富汗的文化,也是最有效的保存这批文物的方式之一。展览在向世人宣扬阿富汗历史文化的同时,也复苏了之前中断的阿富汗研究,每巡展到一地,展览都配合了多场相关的学术讲座,阿富汗被重新关注。面对过去,思考未来,这次展览或许是我们一个研究阿富汗的最佳机会。





编 者 按:文章来源《丝路遗产》,原文载于《世界遗产》2017年第6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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