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和亲政策及其作用和影响

发布时间:2020-08-10 浏览次数:7258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王红梅


(赤峰学院 社会科学部,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和平交往的方式很多,而和亲几乎贯穿于民族关系的始终,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本文拟就汉朝、唐朝、清朝的和亲政策,选取典型事例展开论述,并就其作用和影响进行评价。

关键词:和亲;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满蒙和亲;作用;影响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1 )10-0004-02


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建立的基础,是各民族之间在经济上需要相依互补。无论是战争掠夺还是和平交往,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相互需要和满足。但战争付岀的代价太大,不利于民族的发展,最终遭受灾难的还是各族人民,因此,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就成为历史上各民族人民经过选择而经常采取的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方式。历史上各民族间和平交往的方式很多,而和亲政策几乎贯穿于民族关系的始终,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历史上的和亲,通常是指中原朝廷的皇帝以尚公主、降宫女、赐嫁妆的形式与游牧民族的君主联姻,也指游牧民族的君主之间采取同样的形式实行联姻。


一、西汉的和亲政策


和亲政策始于汉高祖刘邦。西汉初年,国力衰微,力不足以抗击匈奴。公元前200年,汉高祖被匈奴围困于平成白登山,史称“白登之围”,西汉与匈奴的战争失败。此后汉高祖采纳了大臣娄敬的建议,同匈奴和亲。但由于双方在力量对比上西汉处于劣势,因而汉初的和亲政策并没有收到实际效果。在当时条件下,和亲事实上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妥协,是一种变相的纳贡。


汉代同匈奴的和亲,最成功的是昭君出塞。西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派大将卫青、霍去病开始对匈奴展开大规模防御性战争。经过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公元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三大战役,最终击溃匈奴主力,匈奴北徙漠北,从此“漠南无王庭”。


公元前57年,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内江,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率部众归附汉朝,汉朝颁给他金质“匈奴单于玺”,在法律上确立了君臣的名分。在汉朝支持下,呼韩邪单于重新取得了匈奴最高统治者地位,从此匈奴复归统一达一百余年。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他自言“愿婿汉家以自亲”。汉元帝遂将宫女王昭君嫁与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昭君出塞。昭君虽只是名宫女,但她带给呼韩邪单于的是汉朝的信任,她是匈奴与汉和亲的使者,是中央代表的象征。她被呼韩邪单于封为“宁胡阏氏”,意思是汉匈双方从此以后就和平了。此后六七十年间,双方和睦相处,所以,此次和亲具有积极的意义,昭君也因此受到胡汉人民的爰戴。在她去世后,在今内蒙古地区出现了几十座昭君坟,其中以呼和浩特南郊的“青冢”最为有名,董必武曾为其题词: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


围绕解决匈奴问题,西汉还曾派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亲西域。张骞通西域后,西汉以和亲的方式巩固了同乌孙的关系(乌孙是当时西域大国,今哈萨克族祖先)。


公元前105年,西汉武帝派宗室女细君公主与乌孙王和亲,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这次和亲是一种结盟的性质,通过送公主联姻,架起一道双方结成友好同盟的政治“桥梁”,这不像汉初与匈奴和亲是一种消极措施,而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举措。正如汉武帝下达给细君的诏书中所说:“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这是从反击匈奴的战略部署出发,是汉武帝对匈奴进行防御性战争的一种政治策略。


细君公主死后,汉朝复以解忧公主与乌孙王和亲,解忧公主实际上是汉朝派驻乌孙的全权代表,执掌着乌孙的大权。公主的侍女冯嫽是一位很有外交才能的女子,通晓史书,熟悉外交事务,常常代表公主持“汉节”出使西域各国。西域诸国对她十分尊重和信任,尊称她为“冯夫人”,在她的斡旋下,解忧公主的长子得立为乌孙王。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冯嫽在西域的活动,巩固了汉与乌孙的联系,使乌孙成为钳制匈奴的重要力量。


二、唐朝的和亲政策


唐朝时期与许多民族政权进行和亲,对愿意与自己保持和好关系的民族,统治者往往把公主嫁给其首领,以巩固和维持双方的友好往来。和亲政策是唐朝民族政策的一部分,而且基本上是成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唐统治者较少民族偏见,这种民族平等、和睦的思想是唐统治者能较好地处理民族关系的关键。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并提出“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


在唐朝的文臣武将中,有许多人是少数民族。事实上,唐朝一些皇帝身上有着鲜卑民族的血统。李唐王室源于山东望族,有与西北游牧民族通婚的传统。李渊的母亲姓独孤,李渊的父亲与隋文帝杨坚是连襟。李渊娶窦氏,李世民娶长孙氏,都是当时所谓的“胡人之女”,这种通婚方式使得李唐王室后代在心智上和体魄上尽得胡汉通婚的优化组合。


李世民爱马如狂,而且喜弓善射。李世民的昭陵雕刻有六匹战马,即著名的昭陵六骏。这六匹战马体型粗犷,雄健有力,神态生动,成为李世民爱马成癖的真实写照。他使用的箭,比通常人用的箭大一倍,可以洞穿城门。所以,鲁迅曾说:“唐室大有胡风。”


李世民曾为一位负伤的突厥将领吮血疗伤,令前线将士万分感动。唐太宗死后,他们悲痛欲绝,纷纷剪须发、划破面孔或割破耳朵,有的甚至还要自杀殉葬,他们用哀悼本民族首领的方式悼念李世民。唐太宗受到了各族拥戴,北方各族尊称他为“天可汗”。


唐朝最著名的一次和亲是文成公主入藏。公元7世纪,青藏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吐蕃政权,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多次向唐遣使求婚。公元641年,唐太宗派宗室女文成公主入藏,把唐朝的优秀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西藏。当时藏族没有文字,在文成公主的主张下,松赞干布派人进行专门研究,创造了 30个藏文字母和拼音造句文法,结束了藏人无文字的历史,对藏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西藏过去无完整的历法,文成公主入藏后推行夏历制,大大便利了藏族历史文化的纪年和著录。文成公主带去的宫廷乐队,丰富和繁荣了藏族的民间音乐。她带去的许多工匠使藏民掌握了汉族的先进工艺技术,推广了汉族的农业生产工具,大大发展了藏族的农业生产力。文成公主带去的各种植物种子,也在西藏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实。文成公主信佛,松赞干布在她的影响下,大力提倡佛教,还特地在拉萨修了大昭寺,这对西藏人精神生活的影响的确难以估量。此后唐朝又不断送去蚕种,帮助发展养蚕事业;送去酒曲,派人帮助发展酿酒事业;还有碾磨、造纸、造墨技术等等。文成公主本人还亲自传授了刺绣、纺织的技术。


文成公主入藏,对加强汉族和藏族的往来,发展藏族的经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藏族人民至今在布达拉宫里还安置了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塑像,还保留了二人结婚时的洞房遗址。西藏民间还广泛流传歌颂文成公主的民歌,歌颂她对藏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文成公主是汉藏友好的使者。


唐中宗时,又将金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公元821年,吐蕃与唐会盟——会盟碑上写着“患难相恤,暴掠不作”,这个会盟碑至今还屹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


唐朝与回纥的和亲也非常成功。回纥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中与中原汉族关系最密切最友好的民族。公元744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统一各部,建立起回纥汗国,唐玄宗封他为怀仁可汗,此后,回纥可汗由唐朝册封成为定制。


在回纥汗国存在的近一百年中(744-840),基本上没有发生战争。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可汗谴子率兵入朝,助唐收复了洛阳、长安,唐肃宗把亲生女儿宁国公主嫁给了回纥可汗,旨在报答回纥可汗出兵讨逆之功,进而加强唐与回纥的友好关系。唐与回纥的和亲与汉朝和匈奴的和亲不同,双方有娶有嫁,并且唐朝嫁与回纥可汗的大多数是皇帝的亲生女儿。


三、满州贵族与蒙古的和亲


“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从努尔哈赤起便开始了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的和亲通婚,历时三百余年,规模和效果超过了历代王朝。“南不封王,北不断亲”,成为清代统治者的一项基本国策。


早在1612年春,努尔哈赤就娶了科尔沁贝勒明安之女为后妃,皇太极的后妃中就有7人来自蒙古,孝庄皇后即为科尔沁部博尔吉济特氏蒙古人。从后金到清末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出嫁到蒙古的皇家格格、公主多达431人,清王朝与蒙古王公结成的政治婚姻联盟,从根本上扭转了明、清力量对比,使清王朝统治者能逐鹿中原、统一全国。


在我们赤峰地区,从皇太极到康熙、乾隆年间,也曾有7 位公主奉旨下嫁。


固伦端敏公主,皇太极长女,下嫁敖汉旗第一代札萨克班第。


固伦淑慧公主,皇太极第五女,孝庄皇后所生,下嫁巴林右旗札萨克色布腾。1660年她筹资在西拉沐伦河上建造了巴林石桥——公主桥,深受民众的爰戴。


固伦荣宪公主,康熙二女儿,下嫁巴林右旗郡主乌尔衮。


和硕端静公主,康熙第五女,下嫁喀喇沁郡王噶尔藏。


和硕温恪公主,康熙十三女,下嫁翁牛特旗札萨克苍津。


凤莲公主,雍正三女儿,下嫁敖汉固山贝子罗卜藏。


和硕和婉公主,弘昼之女,下嫁巴林右旗闲散王公德勒克。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和亲自汉代提出并实行后,便成为一种绵延不断的历史现象,和亲几乎贯穿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始终,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民族上层的和亲必然会引起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联姻,这要比民族上层之间的联姻规模范围更大更广,影响也更深。由此可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求发展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正是各民族间这种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才形成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十分牢固的历史基础。


参考文献:

〔1〕徐世明.昭乌达风情.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2〕徐国元.漠南风情录.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

〔3〕徐国元.草原亲王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




编 者 按:原文载于《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1)期2011年10月,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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