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华
[摘要]昭君传说作为一种本土女神信仰的重要表征，虚化了历史事件和背景，赋予了王昭君强烈的自然属性；讲述人与自然平等的互动时明显认同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其中，人与自然博弈的故事强力叙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传说还有意识让昭君兼具人与自然的特性而又相对独立，使其成为二者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时不可替代的中间环节，从而使得人与自然一体成为了可能。整个叙事系统表现出了尊重自然内在价值的自然伦理观。
[关键词]王昭君；昭君传说；自然伦理；兴山
[中图分类号]K8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6）07-0195-04
昭君信仰发端于人类的文明时期，其产生和流传也主要限于王昭君出生地-湖北省兴山县，当地围绕昭君形成的一系列故事和传说则是这种信仰最重要的表征。昭君传说作为一种口头叙事作品，在千年的流传中有一个不断被生发、创造的动态建构过程，在昭君入宫、和亲的基本故事框架里填充和附着了大量并不属于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的寄托和想象，历史事件被虚化成一个模糊的背景，仅仅为昭君神化提供了可信的道德和品质基础，因而传说看似简单的表述却包含了复杂的历史、地理、宗教、政治、文化的因素，因时间的久远，各种因素又相互影响、渗透乃至融合，其源和流已难以厘清。但学会与自然环境博弈、妥协和共存是兴山本土乡民生存的第一要义，作为一种深深植根乡土的民间信仰，昭君传说关注的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的幸福和安宁，故事的内容便大量集中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王昭君被赋予了重要的担当，于是围绕人与自然这对关系形成的昭君传说，其叙事方式、叙事逻辑、叙事对象就带有浓厚的自然伦理思想。
一
王昭君是历史人物，在她由人而神的过程中，传说赋予了她善良、勇敢、智慧等美好的品德，同时也赋予了她强烈的自然属性。
昭君传说中有关于王昭君出生的梦生传说，还有大量与王昭君有关的名物的化生传说，这些传说都无一例外强化了昭君“女子”这个社会属性之外自然灵性的一面。关于王昭君的出生除了各种仙女下凡说，最著名的一则当出自《宝坪的由来》，将其出生描述为其母八月十五梦明月入怀而生。“月”在定其性别、形其容貌、状其品德的同时，也在整个昭君传说的叙事系统中，从一开始就奠定了王昭君与生俱来的自然性，使其在成长中、入宫时、和亲后都能以“超人”的行为能力和方式护佑着这块土地上的乡民，从而构建起一个女神崇拜和信仰系统。没有证据能够显示在王昭君出生之前兴山这块地方有何种信仰存在，但将王昭君与曾经的上古信仰融合、流变乃至合而为一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推测，因而化生神话的因子进入昭君传说叙事系统顺理成章。在昭君故里，有大量的地名、名目和物产与昭君相关，并有与之相应的传说流传于世，而这些名物都是王昭君这个传说的主体化生而出。当然这种文明时代的产物让化生说变换了叙述方式，不需要像上古神话中的人物比如盘古、女娲去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传说中的王昭君只需要以自己的五官六识去感知和冥想、甚至是以她的随身之物去接触，都能化生自然之物。《兴山县志》这样记载兴山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香溪河的得名由来：“昭君临水而居，恒于溪中浣手，溪水尽香”；“桃花鱼”、“胭脂柚”则是昭君故里两种特有的名物，传说中前者是昭君出塞离别家乡时滴入溪水的眼泪化成，后者一说是昭君朱唇所染，另一说法更为神奇，乃月亮心领神会昭君姑娘的企盼而降珍果于枝头。由此不妨可以推断出：一是上述三则传说结合“珍珠潭”、“娘娘井”、“绣鞋洞”、“梳子洞”等名目来看，昭君故里的地理和物产名物具有强烈的女性化色彩，这是女神信仰的重要表征。二是“楠木井”、“三熟地”、“白鹤茶”“香水梨”“香肠鱼”等虽非直接化生传说，却与昭君息息相关，加上“胭脂柚”“桃花鱼”等，这些都是当地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农业资源，希望得到保护、传承和延续，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最终成为实现这一愿望最有力的寄托。三是最为重要的，在昭君传说中，一切的自然物或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王昭君，他们俨然是一个整体，意味着昭君传说保持和延续着楚文化“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太一”宇宙观，这是整个昭君传说在文明时代产生、流传的基型和源头。但王昭君不是自然神，她是由人而神，即：武雅士所说的“有圣人品格的特别神化的人，其重点在于神的道德品格和善行”[1]，因此昭君传说将善恶的观念同构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使得人与自然的相处获得了同人相类的情感关系。
二
昭君传说中王昭君总是与动物和植物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关系，或庇护或驱使，在相对平等的互动中，整个叙事系统认同自然有其内在价值。
昭君传说不吝将天底下所有美好的技艺都赋予王昭君，尤其强调她的擅琴和擅绣。这两样技能既是她作为人间女子才德兼备的象征，更是她与自然沟通的密钥：“只要她的琴弦一拨，花儿就竞相开放，鸟儿就翩翩起舞，芳草含羞作和，树木枝繁叶茂。”昭君画在纸上的白鹤居然也闻之复活，有趣的是这个和谐欢乐的场面首先得益于人的慷慨给予，自然则表现出感恩的回馈。另一则故事《凤凰山》则讲述昭君绣成回赠乡亲的凤凰锦缎因年长日久悬挂于高山之上，最后化成了高岚的凤凰山，你给予我情义，我回赠予美景。人与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自然之间充满了人情味十足的互动。在这样良好的互动中却也透露出另外一种信息：自然回馈的鸟语花香同时也是这些动植物体现自身存在以及延续生命和物种的方式；凤凰锦缎能化成美景源于自然主动的接受，这样的叙述方式无不强调了一种认知-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生命意识和独立的存在系统，这是尊重得以建立的前提。即便惩治邪恶尤其是在与自然恶灵的博弈中（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故事除外），故事的结局往往是恶灵依然能保有性命，并不必然表现为绝对的摧毁，《楠木井》、《珍珠潭》的传说是典型代表，对于兴风作浪、残害生灵的恶龙，前者只是赶跑，后者也仅是降伏，尊重了它们作为生命的生存权利。
这样一种意识毫无疑问是当地人在与自然长期的相处中得出的朴素结论，从荆棘丛生中筚路蓝缕而出的楚人是“万物有灵”观的持有者，其精华表现为对中国文化影响至远至深的道家文化，在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中始终秉承“顺应自然”。以昭君为信仰主体的昭君传说形成在汉代及以后，其自然伦理观虽以楚道为基础，但很难不受到儒佛两家的影响。“佛教伦理的本质属性是自然伦理……以服从自然律为本质特征。这个自然律主要表现为‘业报轮回’。”[2]昭君传说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因果报应的内容，其中《鲤鱼困沙洲》、《琵琶桥》就是典型的“善有善报”的故事，前者报昭君放生之恩而鲤鱼变良田，后者则是宿命的安排中太白金星感昭君之德而襄助昭君于困厄之时。佛教伦理的核心观念“众生平等”和“无情有性”正意味着“自然万物虽然没有情感意识，但有其自我价值，有其自我实现的权利。”[2]既是权利，就应该得到尊重，在这一点上佛道是相通的，那就是在道和佛的自然伦理中，平等是相互的，并不以人类为中心。儒家追求“天人合一”从而也确立了“顺应自然”的伦理，昭君故事同时也打上了深深的儒的烙印。昭君系列故事和传说中，有为数不少的与“五伦”相关的内容例如《站穿石》、《替母还愿》等，描述了昭君作为普通人间女子的一面，但昭君更多的则是集谷物、医药、降雨、生殖、智慧、降妖除怪等诸神功能于一体的女神形象，这些功能无不关系到人的繁衍和生存，故事往往以人们遭受苦难为开端（自然是强大和不可轻视的），于是通过昭君为媒介向自然做到“有求能应”和“有求必应”，比如《宝坪的由来》、《楠木井》、《娘娘井》、《三熟地》、《望月楼》等故事。“求”意味着敬畏，意味着人意识到自然的馈赠并不是理所当然，其生存并不想也不敢以过度牺牲自然生命为代价，昭君（神）的功能就是居中做一个平衡和调节，从而做到人与自然能和睦相处。如果说佛道的“顺应自然”是先在 性的承认自然有自己的内在价值，那么儒的“顺应自然”则是认知这个世界后因敬畏而得出的理性结论。佛道和儒殊途而同归，但产生和加工于文明时期的昭君故事传说，在其流变的过程中，更多地接受了后者的影响。
三
生存是昭君传说叙事的核心内容，在尊重自然内在价值的前提下，当地人的生存智慧表现为昭君传说中人与环境的相互依存而非支配关系，阐释了一种环境伦理观。
昭君传说里有一则《木箱溪》的故事：香溪本名木箱溪，因神农大仙留下降伏乌龙的宝箱而得名。相传初时宝坪这块地方因乌龙作祟，根本没有水，四周一片光秃和荒芜，村民苦不堪言，遇担着一担木箱去往神农架的神农大仙，大仙在降伏乌龙后，竟从乌龙洞里流出了一条小溪河，在村民的恳求下大仙留下了一只木箱，并叮嘱木箱就是制服乌龙的法宝，一定要珍惜。村民们打开木箱后发现原来是一箱金灿灿的树种，此后，村民代代传承大仙的嘱咐，人人种植宝箱里的树种，到昭君出生之时，该地已是山清水秀、生民安泰了。而财主鲁员外为建大宅要占百亩地、砍万棵树，昭君为保这块福地，和村民们一道，同鲁员外斗智斗勇。双方争斗的焦点最终集中在了生态的保护与破坏上，一个具有普适性质的抽象的善恶价值之争被赋予了简单而具体的含义：保护环境即善，破坏环境即恶。
这个故事里的王昭君一脱“仙”气和“神”气，尽显其勇敢与智慧并存的民间女子的一面，亲切可感。她凭借战胜鲁员外的法宝不是“超自然”的神力，而恰恰是自然的馈赠-气象谚语，比如“山头戴了帽，必有大雨到”、“山洪下了河，再无回水沱”等等。这些知识的获得自是长期经验的积累，却是人与自然平等而非居高临下的相处中自然对人善意的回应，因为人是把自然万物当作一种生命在进行体认和观察，既然人的举手投足会有意识的传达，那草木山水、花鸟虫鱼的变化必然也是有意义的。当人释放出善意时，自然也会以它的方式给予相应的回报，也正因为如此，故事中相对弱小的“善”方能战胜强大的“恶”。如果说《木箱溪》里神农大仙馈赠的宝箱让环境满足了人的生存需求，那么昭君率众与鲁员外的抗争力保这一方水土就是满足环境自身的存在价值和需求、并力图提高人的文明需要了。《胭脂柚》的故事也证明了这一点：柚子在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求之时，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生存价值，然后又通过人类对品种进行改良而让自己这个物种得到了繁衍、发展和进化，同时又促使人的需求进行提升。在昭君传说的时代，或者人们已经开始在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以期与环境达成共识。
四
人与自然虽然是一个整体，但毕竟是两种相对独立的生命系统，互为异己，相互依存是事实，但摩擦和碰撞亦不可避免，在磕磕碰碰的互动关系中，昭君（女神）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二者沟通的密钥，这也是昭君传说中的王昭君之所以在善与恶、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多处于第三方的缘故。也正是这个第三方的存在，使得人与自然一体成为可能。
当所有的故事几乎都以自然给予的苦难开始的时候，自然的强大和神秘是不言而喻的。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某个媒介能在人与自然间传达彼此的理念和声音，正如神农大仙留下木箱便飘然远去，大神们的繁忙使他们无法照顾所有人的请求和愿望，昭君故里的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固定且属于本土的能跟自然沟通的代言人，从“遐陋村”（白居易《过昭君村》）走出、因出塞和亲又被历代文人不断寻访而芳名远扬的王昭君便成为最理想的选择（这也解释了为何是女性崇拜）。王昭君在人与自然间应该是二者兼具而又独立于二者之外的个体，因此她在昭君系列传说中扮演的角色是多重的。第一，除魔的斗士以向自然展示人的力量。农业社会最可怕的自然灾害莫过于洪水和干旱，这可以说是自然在与人的博弈中给人类的下马威，上古之时已有《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如此惊心动魄的神话存在，昭君传说中的《珍珠潭》、《楠木井》已然在“温柔敦厚”中温和了许多，却依然能见其酷烈的程度。《珍珠潭》中的恶龙兴风作浪、残害生灵；《楠木井》中的小黄龙断了水源，直接威胁到村民的生存。昭君以珍珠投入深潭降伏了恶龙，与众姐妹齐心协力赶跑黄龙、凿出水井，并在仙人的帮助下取得楠木放入井底以永保水质清甜。这些举动无疑是在向自然宣告：人类亦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第二，取信于自然，做自然与人之间的桥梁和信使。人渴望与自然沟通，但往往不得其法而入，或因此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因其母梦明月入怀而生，昭君与自然间便具有了天然的亲和力，这使得昭君极为容易取得动物和植物的信任，她的琴声、绣艺、画技既是取悦自然的工具，同时也是代替人类发出请求沟通的信号。当昭君诚心相求并展现她这些技艺的时候，明月会满足她的愿望、仙人会帮她达成所求、动物和植物也会不负她所托，就像《宝坪的由来》、《白鹤茶》、《楠木井》、《妃台晓日》、《三熟地》、《百日还乡》等故事中描述的那样，昭君总能在人与自然间形成善意而有效的沟通。第三，为自然发声以展现其内在价值。昭君在以自己特殊的密钥与自然沟通并发出人类的请求时，也是在提醒自然向人展现其最好的面目和姿态，因而草木繁盛、五谷丰登、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莺歌燕舞往往是沟通后呈现的结果，甚至出现鲤鱼变良田、白鸽送栗种、琵琶变石桥的神迹；当自然之物在遭受人类不友善的对待时，还会以各种方式警示或者提示昭君来惩恶扬善以保障自己的利益（《宝坪》、《木箱溪》）。人们惊叹乃至于敬畏自然的神奇和美妙，从而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使得自然在展示了自己的善意之后又获得了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昭君无疑又是自然的代言人。王昭君是历史人物，但传说中的昭君已然是人与自然的共有生命体，或者说是人与自然共同孕育的女神，她所担当的角色将人与自然连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她的身上再一次体现了万物一体的宇宙观。
历史中的王昭君面目模糊，历代主流文学中的王昭君则又呈现出所谓“哀怨”的脸谱化倾向，唯有传说中的王昭君却是鲜活、生动的，乃因她是人与自然的激烈冲撞下催生出的一个崭新的形象，虽为历史所拘囿，摆脱不了诸多历史现实因素的包围，却仍不乏原生性以及自然性，所以她元气满满、生机勃勃，这也使得昭君传说成为昭君信仰最充满活力的部分。
参考文献：
[1]武雅士.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2]侯传文.佛教自然伦理及其现代意义[J].伦理学研究，2014，（11）.
编 者 按：原文载于《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