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礼

[摘要]昭君文化故里景观及其形成的意象，对历代题咏昭君作品有重要作用。如香溪、巫山神女与灼面成痕等从正反面塑造昭君之美，望帝、屈原等传说则强调昭君的至情和多怨，这些景观意象又常常被用来解释昭君“幽怨美丽”形成的原因。完成昭君“美而见弃”的叙事主题，与士人“怀才不遇”主题发生共鸣。昭君文化故里景观意象增加了历代题咏昭君作品的故事空间，加强了作品的情感张力，有利于形成更为开放的叙事模式和不同主题。

[关键词]昭君；题咏；文化故里；景观意象；叙事功能

[中图分类号]I207.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7)05-0124-05

诗人骚客常常结合自身主体意识，运用添减、补易等手段，借助昭君故事传达自身的人生感悟与审美情趣，由此指向社会、人生的不同层面，昭君故事的相关情节和意蕴也由此渐趋丰富饱满。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三个主要地理性景观空间，即“汉宫”（国家）、“朔漠”（异域）和“昭君村”（故里），三者作为昭君故事的重要构成质素，参与完成各式昭君题咏叙事。目前已有研究，主要 集中于“汉宫”（国家）与“朔漠”（异域）两大空间景观并由此展开，提炼出相当数量的景观意象，反映了历代昭君题咏创作与研究的主流，但同时又对昭君文化故里空间及其景观意象构成一种遮蔽。正基于此，本文欲对昭君文化故里景观意象及其诗歌叙事功能作一系统梳理，既能促进昭君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将为中国古代诗歌叙事的相关研究提供若干理论启示。

一、昭君文化故里及其景观意象概述

论及昭君文化故里景观及其意象的诗歌叙事功能，先需厘清昭君文化故里、景观及景观意象、诗歌叙事等概念。自古以来，关于王昭君的籍贯存在较多争议，形成了南郡秭归说、齐国说、蜀郡说、巫山说、荆门说、兴山说等多种说法。除齐国说目前一般不为学界所取外，其他各种说法在空间位置上都比较接近，目前也无相关确切材料能证实当中任何一说，只是通常认为以兴山说为优选。同时，阅读昭君题咏作品，以南郡秭归、蜀郡、巫山、荆门、兴山诸地为王昭君故里的题咏现象均有发生。为讨论方便，本文借鉴黄权生观点，将历代题咏中所涉区域视为昭君文化故里的空间范围，具体而言，倾向于以湖北省兴山县为中心，延展至其周边一些地区。这一区域具有山河雄奇、地貌复杂、气候多变的自然特点，和以楚文化为主、巴楚文化互渗交融的人文特色。具体涵盖的地理景观包括神农架、三峡、巴山、巫山等自然形胜，同时包含此区域的巫山神女、望帝杜宇等神话传说，屈原宋玉等历史人物和人文传统。

景观作为主题化、情感化的美学环境和对象，包括自然和人文两大类。自然景观主要是指自然风景，具体到昭君文化故里而言，其山川风物本来就是历代诗人关注之重点，与昭君题咏相关的自然景观则包括子规（杜鹃）啼、百壑、巫山、群山、蛾眉山、香溪、女儿溪、江花、烟锁、山眉、翠黛、草色、锦茵、夕阳、残翠、新月、江月等。人文景观主要是指历史遗迹，主要有昭君村、昭君坊、昭君庙、昭君宅、香溪等。同时，望帝杜宇、屈原、宋玉等名人留下的历史遗迹也是历代昭君题咏重要的互文对象；另外则是大型的人类活动，昭君文化故里作为巴蜀、荆楚两大文化区域交融结合地带，巫风之盛由来已久，大量楚辞作品的出现即是最好的说明。王逸《九歌序》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1]故昭君题咏中“君不见巫山歌舞赛神罢”所言之“赛神”，即是“设祭酬神，乃旧时乡间重要活动之一，常用仪仗、箫鼓、杂戏迎神，集会酬祭，热闹非凡。”[2]便是此场景的描绘。

上文所言，这一区域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为历代文人的昭君题咏提供了数量庞大的素材库，这些景观素材，最早是一种客体性的独立存在，比如说不管是自然性的香溪，还是人文性的望帝等，只有当这些景观与题咏者的主观意识发生关系，融入题咏者自身的人生感悟与审美情趣，才会成为景观意象。亦即只有地理空间景观在进入相关文艺作品后，才形成地理景观意象。由此，昭君题咏的景观及其意象，便是文人艺术化审美建构的结果：它们作为艺术作品中昭君活动的自然地理空间，渗透着文人的审美关照，与文人的意识形态、民族情愫、身份认同等关系密切。又因为昭君故事影响深远，并与文人能产生同情共鸣的互动关系，因此形成了一系列颇具韵味的意象。而此类意象在昭君题咏中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不妨以谭锡洪的题咏作品《秭归吊明妃·其一》为例：“秭归城下子规啼，百壑群山日又西。墓草芊绵几回绿，人间还说女儿溪。”[3]这首题咏，如果不考虑其主题，给读者的第一感觉便是作品充斥着昭君文化故里景观的相关意象，浓烈而贯穿始终，尽管这当中也通过“又”“还”等非意向性语词进行关联，（景观）意象对于昭君题咏的重要价值却不容忽视。同时，意象是心象与物象的契合体，如果由此入手，应该是解读昭君题咏作品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二、故里景观内蕴的静态性考察与昭君形象特点的形成

人的性格生成和人生抉择都与其所生养的一方水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王昭君自然也不例外。对此，白居易《过昭君村》曾说：“灵珠产无种，彩云出无根。亦如彼姝子，生此遐陋村。”[4]以“灵珠产无种，彩云出无根”为反比之喻，说明“彼姝子”即王昭君形象、性格特点与其出生成长的“遐陋村”（即昭君村）具有紧密关系。具体而言，在后世的题咏中王昭君是以美丽、多情、哀怨等为形象特征展示出来的，而这些特征的形成应归功于昭君文化故里的涵养，以及历代题咏对它的不断发掘与深化。

昭君是美丽的，上引白居易《过昭君村》在认可昭君形象与其故里关系的同时，通过“至丽”“美”“希代色”“妍姿”等不同词汇，反复强调昭君之形象美。但这持续不断的蓄势，却在诗歌结尾处实现了反转：“村中有遗老，指点为我言。不取往者戒，恐贻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王昭君的美丽容颜，不但没有给她带来一般人所想象的幸福，反而促成她人生悲剧的发生，最终客死异乡。当地后世女子以此为昭戒，以接近自残的香火毁容方式，化美为丑，规避类似于昭君的命运，以求获得凡俗幸福。白居易载录昭君文化故里秭归女子以香火灼面的习俗，使得前文对昭君之美的蓄势在顷刻间得到释放，并产生了淋漓酣畅的艺术效果。关于上述香火灼面这一习俗，宋代尚有“至今粗丑女，灼面 亦成痕”[3]的描绘，和“归州民家，自王昭君嫁 异域，生女者无妍丑必灸其面，至今其俗犹然”[5]的笔记载录，它们与白居易诗歌一起共同建构和倾诉了香火灼面风俗与昭君怨嫁悲剧间的内在联系。作为一种文化记忆，“香火灼面”直至清末在昭君题咏中还偶有出现，如阮文藻《昭君村》“生女不须频灼面，明妃还自汉屏藩”即是一例[3]，足见其影响之远。

如果说“灼面”习俗主要是通过反衬手法来说明昭君的美丽，“香溪”等昭君文化故里自然景观则更多是从正面来书写、强调这一美丽，这一点单从“香溪”得名与王昭君之关系的美丽传说中即看出，在昭君题咏中则表现得更为充分：如“昭君浣纱处，溪水至今香”[3]，说香溪之水是因为昭君在此浣纱而变香甜的，是为香溪得名的一种注脚。“泉如泪珠侵阶滴，花似红妆满岸愁。河畔犹残翠眉样，有时新月傍帘钩”[6]，诗中所说的河岸和河畔是指香溪河，而岸边的红花和翠竹，让人联想到的自然也是昭君“花似红妆”般美丽，以及“泉如泪珠”的 无比哀愁。可见，从香溪这一景观出发，诗人们总能联系到佳人遗风，并由相关景物、遗迹生出无限感慨，香溪不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它因与昭君之美的某种联系，被赋予了审美内涵的文化意义。

关于昭君美丽的书写，还有一类景观，如“巫山神女”，在宋玉《神女赋》中，她的美丽被刻画得无与伦比，历代题咏在形容昭君之美时也多有承袭运用，如“千年遗址楚云坳。绝代蛾眉绝塞抛”[3]。“楚云”原是巫山神女的行迹之一，这里则用来指代神女自身，而“绝塞抛”的“绝代蛾眉”，自然就指王昭君了，以巫山神女之美，引发读者对昭君之美的遐想。细读可以发现，以“巫山神女”比拟昭君的题咏作品，更多应是强调昭君多情的一面。围绕“巫山神女”这一景观意象，历代题咏也产生了多个层次的多情主题。“婵娟巫峡女，秀色倾阳台，昔为一片云，飞入汉宫来。”[7]曾经由于对爱的向往，王昭君如云彩（双关，即客观之云彩，也拟指巫山神女）一般进入到了汉朝的皇宫中，然而对爱情的希望越热烈，“巫山能雨亦能云，宫丽三千杳不闻。”[8]其失望也愈大，结果是“翠华相望不相闻，空却巫山一片云。”[3]这种多情一直被不断空耗，在空耗中，最后只能因失望而选择远嫁异域，然后在“峡云江月凄清里，应有芳魂返故巢”[3]，由于对皇宫与家乡的热爱，离世之后，其灵魂依然回到属于她的家乡，可见王昭君至情不渝的品性，而这种多情与其文化故里的巫山神女这一人文景观所形成的意象特征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昭君美丽多情，最终却远嫁异域，这种人生际遇，在让人叹惋之间，无疑增添了对王昭君幽怨情愫的想象，尽管在后世题咏中，有不少翻案式的主题出来，主要以社会性历史贡献为题咏主题的作品，试图减弱这种幽怨的情愫成分，但幽怨作为昭君题咏的主题之一，是恒久而不容怀疑的，大量题咏作品已对王昭君的幽怨类型与程度作了细腻划分与揭示。而这种幽怨特质的形成，题咏文人也进行了多方位的探寻与分析。从地理空间而言，古代巴楚因处蛮荒边塞之地，自然生存环境恶劣，人民生活艰难，人民进而容易产生由苦生忧的情绪，《左传》载有晋国大夫栾书之语：“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怠。”[9]忧难生怨，故而形成楚人多幽怨的地域特色，“燕、赵尚气，则荆、襄悲歌，楚人多怨，则屈骚凄愤。斯声以俗移者也”[10]，则是对这一文化现象深度而形象的揭示。就题咏而言，比较典型的作品，比如郭天赐的《明妃曲》是这样写的：

君不见王昭君，家住子规啼处村。生来住近离骚国，悲歌慷慨恶离群。

纫蕙结茝佩蘅芷，芝泽颒面薇骨熏。瑶琴惯识九歌谱，怀感远道偏消魂。[11]

这首诗对于王昭君“家住子规啼处村”“生来进住离骚国”的交待，更多是为强调昭君性格元素中“悲歌慷慨恶离群”，即不愿脱离亲朋的缘由有自。子规，即杜鹃鸟，为古代巴蜀之地君主-望帝杜宇的化身。在昭君题咏中，有多首作品提及这一意象，除谭锡洪《秭归吊明妃》“秭归城下子规啼，百壑群山日又西”外，尚有“一声望帝花片飞，万里明妃雪打围”[12]，以望帝杜宇所化之杜鹃花红与明妃王昭君飞雪中游猎对应进行叙事，“子规一夜啼残血，沁入绦环湿楚腰”[3]。以“明妃梦还汉宫”为题，子规夜啼既为时间点题，也为作品昭君思家念国之表彰。

“离骚国”，是指王昭君生在一个楚辞兴盛的地方，即与屈原宋玉等为同乡，而屈原形成的文化情绪是以“不遇”的哀怨为核心，同时又吸附着诸多相关心理体验，这种文化情绪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从屈原的人生经历及其作品内容、后世题咏主题等来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围绕着“不遇”的哀怨，吸附有古代文人，尤其是失意文人自负、自恨、自卑和怨君、怨谗、怨时等相关心理体验。在昭君题咏中，涉及屈原及楚辞的作品甚多，在诗人的想象中，生于斯长于斯的王昭君，其性格特点、人生选择自然也有与屈原由“不遇”情绪而产生的一样心理体验，如“瑶琴惯识九歌谱”的幽怨、“纫蕙结茝佩蘅芷”的自负自爱等，走了与屈原相近的人生道路。从望帝杜宇、屈原这两个由王昭君文化故里所产生的相关意象，可以看出当中所蕴含的王昭君性格，与哀怨盛行的文化氛围之间的紧密关系。而诗人对此类传说的自觉运用，则使之成为一种意象，特别是题咏的背景是在民族和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时，更成为形塑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

三、故里景观的叙事参与和昭君故事主题的形成

通过对静态式的王昭君文化故里景观及其意象的内蕴式探讨，可认识昭君美丽、多情、幽怨的形象特点，同时也追寻到这一形象生成与其故里涵养间的内在关系。尽管很多时候，这些都是题咏作品建构的文学想象，但在题咏作品当中，人物的形象特点，更多形成的仅仅只是一个叙事的势能池，或者说，她构成的只是一种叙事的可能，必须要有相关的触发机制，景观意象的叙事功能才能得以展现。昭君题咏作品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昭君文化故里景观被大量题咏并形成意象，多是唐代及其以后的事情。这其中应与流放文化、昭君文化故里的相关开发进程有紧密关系，大批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因贬谪或旅居、或旅经此区域，这一贬谪群体多会因远离政治中心“中原”而产生“忠而见谤”的心理，与昭君远嫁“朔漠”的“美而见弃”主题会形成一种同构关系，故而昭君文化故里及其景观逐渐由此进入文学视野。而为突出“美而见弃”的“不遇”主题，昭君题咏中的故里景观意象便与汉宫、朔漠景观意象等不自觉地产生勾连，形成有机叙事整体。

一般而言，出现在诗歌开篇部分的昭君文化故里景观意象，多以景观意象自身的文化意蕴，为“见弃不遇”题咏叙事主题起铺垫、引起的作用。比如刘敞《王昭君》的开首“婵娟巫峡女，秀色倾阳台”两句，就是通过“巫峡”“阳台”来隐喻“巫山神女”，是用昭君故里景观形成的意象对昭君美丽多情而又多怨的形象进行铺垫，为其“十步一反顾，百步一徘徊。出门如万里，泪下成霰摧”的“远嫁委尘埃”作叙事的引起，强化了其美而见弃的悲怨气氛。而王洋的《明妃曲》[7]则更换人称，从第一人称“妾”的视角，实现了诗人与抒情主体，即王昭君的一种错位，诗人模拟昭君的身份、心境、口吻和语气，以身已在“朔漠”的昭君对自身经历，从离乡入宫、汉宫落寞、异域孤寂等多个场景进行回忆性叙事，最后跳脱出来。诗人以叙述者口吻进行总结性议论：“莫笑巫山女粗丑，朝寻楚宫暮紫扉。男儿莫厌款段马，女儿莫羡金缕衣。君不见巫山歌舞赛神罢，野老至今怀秭归！”其中取象，均为宋代依存的昭君文化故里景观：如“山女粗丑”应指当地的“灼面成痕”民风；“巫山歌舞”的曼妙，则是用来迎神，集会酬祭的“赛神”民俗；“怀秭归”自然是对屈原怀念的一种文学表达。又如苏轼的《昭君村》开篇云：“昭君本楚人，艳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谓是汉妃子。”[13]诗歌先描写灵山秀水孕育出来的昭君之美，并以当地人不敢娶其为妻这一虚构性现象，可归于广义的民俗民风景观，来推进一层，将叙事势能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再以“谁知去乡国，万里为胡鬼”接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叙事落差，其气势可见一斑，堪称昭君故里景观铺垫型的代表，而“古来人事尽如此，反复纵横安可知”更为昭君的“美而见弃”，与诗人的“怀才不遇”感到阵阵惋惜。

如果说以上述铺垫型的昭君故里景观及其意象，对于“美而见弃”主题的叙事功能是一种娓娓道来的顺势，那么由对立型景观意象形成的反衬型“美而见弃”的主题叙事则成了一个个张力场。简单而言，目前昭君题咏研究中多有将“朔漠”“汉宫”并置进行研究者，取义多为地缘文化、民族身份、政治国家这种深层价值结构观念的对比，成果颇为丰硕。赵翼曾就昭君题咏有“古来咏明妃者，石崇诗‘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语太村俗。惟唐人‘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二句，不着议论，而意味无穷，最为绝唱”[14]的评论。当将昭君文化故里景观与朔漠异域景观进行对比，则会产生新的视角与观点。具体而言，昭君文化故里景观，如子规（杜鹃）啼、百壑、群山、女儿溪、烟锁、山眉、翠黛、草色、江花、锦茵、蛾眉山、峡云、江月、香溪等，尽管也常暗含有哀怨的气氛在里面，但其中却包含着盎然多彩的生机气象，而朔漠异域景观，如黄沙、黄云、白草、瀚海、沙碛、寒云、风雪、毡帐、远塞、鸿雁等所营造的，除了陌生化效果，更多是荒寒暗淡之感，生机则更无从谈起。这似乎暗含了昭君“生”与“死”两大空间的不同命运安排，已然是一种对比反衬，由此对“美而见弃”的主题叙事和昭君的人生际遇会寄予更深同情。

具体到题咏作品时，反衬现象就更要精彩生动得多，这里仅以苏辙的《昭君村》为例：

峡女王嫱继屈须，入宫曾不愧秦姝。

一朝远逐呼韩去，遥忆江头捕鲤鱼。

江上大鱼安敢钓？转柁横江筋力小。

深边积雪厚埋牛，两处辛勤何处好？

去家离俗慕荣华，富贵终身独可嗟！

不及故乡山上女，夜从东舍嫁西家。[15]

诗歌在起首中，“峡女”“入宫”已暗含有昭君文化故里与皇权象征汉宫之间的空间对比；“呼韩”“鲤鱼”则暗含朔漠异域与文化故里的空间对比；最后以“不及故乡山上女，夜从东舍嫁西家”，以昭君文化故里夜婚这一风俗，来暗含昭君虽然“富贵终身”但“去家离俗”，甚至不如一般的民家女幸福指数高作结。可以看出，其中空间景观意象的灵活转换移置，包含了时间性元素的过渡，同时更是诗性空间景观意象之间的相互转换移置，而这种转换移置，便形成昭君 文化故里景观意象与汉宫、朔漠空间景观意象的对比，前者主要起反衬作用，而突出的则是昭君“美而见弃”的悲怨主题，和诗人在“怀才不遇”后隐隐约约的归隐之情，在此时形成的一种同构关系。

总之，在昭君题咏中，由其故里文化景观所形成的相关意象，与“汉宫”“朔漠”等其他空间景观所形成的意象一样，不仅仅是故事发生、人物活动延展出的背景，提供与昭君“行动”功能相对的“情报”功能；更多的是直接参与塑造了王昭君的人格化特征，并参与形成昭君题咏的各种主题。而昭君题咏探讨深入的方向之一，应有待于相关此类空间景观及其意象的进一步开掘与整理，并将之结合到不同身份的创作主体中展开分析，以形成更为具体生动而深刻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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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引自《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9月第44卷第5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