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行国

[摘要]昭君和亲后，前470多年里关于昭君的作品共10件。其中前120多年里产生的3件作品构成了符合史实的“福德昭君”[1]；后300多年的7件作品有5件构成了背离史实的“悲怨昭君”形象[2]，另外两部史籍继续证实“福德昭君”。隋唐统一后，昭君文学作品呈现出这样的规律：凡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福德昭君”作品就多；反之，“悲怨昭君”作品就多。今天国家强大民族团结，“福德昭君”文学作品成为主流。

[关键词]福德昭君；悲怨昭君；昭君和亲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8)06-0021-08

一、史实“福德昭君”文学形象形成过程

先秦时期，匈奴经历1000多年的发展后逐渐成为中国北方的霸主。秦始皇不得不修缮万里长城来抵御匈奴入侵，但万里长城并没能阻止匈奴南下。西汉王朝在“白登之围”[3]后，被迫向匈奴和亲。汉宣帝即位后，进一步缓和了汉匈矛盾。公元前68年之后，匈奴进入内乱时期，汉匈势力开始逆转。在匈奴内部“五单于争位”[3]的厮杀中，三个单于死亡，剩下呼韩邪单于与他的哥哥郅支单于。公元前54年冬，已经两败两胜的呼韩邪单于再次被郅支单于打败，走投无路，被迫南下。经过犹豫徘徊后，公元前53年他力排众议，采纳了左伊秩訾建议，投靠了汉朝。这时王昭君在今湖北兴山出生。随后，他两次访问汉朝，受到了汉宣帝的热情接纳[3]。郅支被迫西遁，“匈奴遂定”[4]。公元前36年冬，汉朝西域将领陈汤，借托天子指令，调动周边国家兵力，将郅支单于斩首，汉强胡弱的局势显现出来。这一年王昭君作为“郡国献女”[3]走进汉宫，开启了人生新篇章。呼韩邪凭着他一生在内乱中“三败三胜”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还有他与汉结盟的杰出外交谋略，在他生命晚期，敏锐地谋划了与汉朝世代友好的安邦大策。汉元帝在临死的前3个月多时间响应并操办这件大事。公元前33年春正月，呼韩邪第三次访问汉朝，发生了震动汉匈朝野的“昭君和亲”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实现了与汉匈60年无战争的安宁局面，而且实现了呼韩邪的儿子们近80年匈奴政权的平稳交替。

昭君出塞和亲后120多年，是汉匈从和睦友好到即将民族融合的时期。这期间三件作品从三个维度记载和传播了史实“福德昭君”的美好事迹。 

（一）朝廷政治性文件《诏书》让昭君家喻户晓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来到长安，主动提出了为汉守边等一系列汉匈长期友好的政治措施，包括“愿婿汉女子为妻”[3]。汉朝隆重欢迎呼韩邪单于，十分慎重地确定了昭君和亲。朝廷因此发布《诏书》广告天下臣民。

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3]

《诏书》被收录进《汉书·元帝纪》中。王昭君成为汉朝7个和亲女子中唯一被颁布《诏书》的。按汉朝礼义，女子出嫁前，呼其名；出嫁后，呼其字。“王墙字昭君”[3]，《汉书》正是这样记载王昭君的。

（二）焦延寿《昭君诗二首》：定义“福德昭君”

《汉书·儒林传》记载：焦延寿年轻好学，得到梁王资助，先任郡吏，后任小黄（今河南兰考附近）县令。深受百姓拥戴，梁王拟调动他，但当地“三老官属”皆上书请愿挽留。梁王顺从民意，给焦延寿加薪。焦延寿生活在“宣、元、成、哀”帝年间（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显然他是昭君出塞的历史见证人。

焦延寿收集了一些民间歌谣创作整理成《焦氏易林》。他是一个有造诣的易学专家，《焦氏易林》共4096首诗，所有诗题均按64卦的卦名、卦相排列组合而成，形成独具特色的卦题诗。这样一来，诗的内容与标题几乎没有关联，致使其中的昭君诗二首2000多年来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1999年陈良运先生发现。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昭君文学作品，内容如下：

《萃之临》：昭君守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崇我王室。

《萃之益》：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5]

诗中高度赞扬了昭君和亲，她像耸立的万里长城，实现了民族和睦，归顺了周边民族。昭君的“德”与“福”代表了当时民众的主流看法。

（三）《汉书》：完整记载“福德昭君”

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32-92）子承父业，完成《汉书》。他的外曾祖父金敞[6]是匈奴休屠王的后裔。[6]他的姑姑班婕妤是成帝宠爱的皇妃，著名才女。他的弟弟班超与妹妹班昭，地位显赫。班固不仅熟悉西汉朝廷，也熟悉匈奴。班固时期，汉匈关系处于良好状态：16岁时（公元48年）匈奴第一次大分裂，南单于投奔东汉。[7]58岁（公元89年）时随军出征，大败北单于，撰写了著名的《封燕然山铭》。[8]第二年，班固代表朝廷到居延塞接受北单于投降。[8]

《汉书》完整地记载了昭君本人的基本情况与婚姻情况，还有她子女家庭情况、孙子情况和娘家俩侄子情况。《汉书》记载这些内容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汉朝、匈奴的国家重要政治活动。昭君史籍记载虽然不及历史上的帝王，但已是很多将相所不能及的，尤其是正史记载的女性中，更是屈指可数，凤毛麟角。除了前文已经提到《汉书·元帝纪》记载了昭君和亲内容外，《汉书·匈奴传》还有以下内容：

1.公元前33年，“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3]。

2.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临死前安排儿子们即位的大事时，记载：“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9]。记载了呼韩邪临死前商定并安排颛渠阏氏、大阏氏、宁胡阏氏三个有封号的妻子所生7子“传国于弟”的即位顺序。这种安排是因为：颛渠阏氏与大阏氏是亲姐妹，她们的叔叔左伊秩訾是当年在呼韩邪单于走投无路时提出“今事汉则安存，不事汉则危亡”[3]的建议，改变了匈奴命运的人，而王昭君是在一定程度上关系未来匈奴命运的人。关于其他阏氏及其子，只是“又它阏氏子十余人”[9]一笔带过。

3.呼韩邪死后，复株累单于即位，“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9]。匈奴为实现与汉朝长久和平，让复株累单于再娶王昭君，这是汉朝和亲匈奴的女子中唯一的一次崇高的政治待遇。此前西汉6名和亲女子中，汉初3位女子是朝廷被迫于匈奴和亲，没有作为；汉武帝时期派出3位女子和亲乌孙，第一个女子和亲５年，两嫁乌孙王（叔侄关系）；第二个女子解忧公主和亲50年（公元前100年－公元前51年），两嫁乌孙王（堂兄弟）。因此昭君和亲时，朝廷会吸取过去和亲中的经验与教训，此前进行相关的系列培训与准备，派出200多名语言、政治、经济、军事、农业技术等方面的人员随行。昭君再嫁是预料中的事，也应该是既定的内容。

4.公元前28年，“河平元年春正月，匈奴复株累单于遣右贤王伊邪莫演奉献，来朝正月”，并试探汉朝对匈奴的态度。公元前25年王昭君丈夫复株累“单于上书愿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9]

5.公元前元年春正月，匈奴乌珠留单于来朝。9月，王莽为了在太后面前表现其威风，“乃风（通“讽”）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9]，昭君的长女云被封为公主（居次），随丈夫姓须卜，来到汉朝，服侍太后。

6.昭君娘家人首次受朝廷指令，侄儿“长水校尉王歙使匈奴”[9]。随同中郎将等人去处理匈奴接受车师后王等投降一事。

7.公元９年王莽建立新朝，派遣昭君的另一侄儿王飒随同五威将王骏等人出使匈奴，更换单于印章。[9]此举实质是王莽撕毁当年汉宣帝与匈奴的盟约，引起匈奴不满。

8.公元13年，“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须卜当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9]，须卜当已是单于庭主事大臣，他与妻子居次云，为了缓和汉匈关系，说服单于庭，将王莽认同的咸立为单于。单于咸即位后，“云、当遂劝咸和亲”[9]，于是制止了汉匈之间一触即发的一场战争。

9.公元14年，“云、当遣人……欲见和亲候。和亲候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闻。莽遣歙、歙弟骑都尉展德候飒使匈奴”，“单于……遣廚唯姑苏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飒”[9]，这次是昭君婆家与娘家亲人分别代表匈、汉去处理汉朝叛逃到匈奴的将领。王歙已是中部都尉、和亲候，王飒已是骑都尉、展德候，都是二千石朝廷高级官员。须卜当是匈奴单于庭的主事大臣。

10.公元15年五月，“莽复遣歙…… 六人”送王莽“所斩侍子登及诸贵人从车丧”回匈奴，“单于遣云、当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王莽此前将单于咸在长安的儿子斩首，又不敢告诉匈奴实情，这次终于得到妥善处理。“莽大喜，赐歙钱二百万”[9]。

11.公元18年新即位的单于舆派云当夫妇的儿子奢、云的妹妹的儿子酼椟王访问长安。他们到长安后，王莽再施分化匈奴诡计，安排王歙、奢到边塞与云、当会面，待云、当等人从单于庭来到汉塞会面时，汉兵将云、当控制并胁迫到长安。云当夫妻的小儿子逃回匈奴。随后 “莽拜须卜单于，欲出兵以辅立之”[9]，王莽已无力调动军队。结果，须卜当病死在长安。

12.公元23年九、十月起义军诛杀王莽时，云、奢母子在战乱中王丧生。[9]

13.公元24年冬，更始帝遣中郎将归德候刘飒等，送还还幸存的醯椟王等云、当亲属贵人回匈奴。同时，想借此改善与匈奴关系，但效果不佳。[9]更始帝败，随后东汉建立。 

此外《汉书·王莽传》还记载有关昭君的内容，与上述一致。由此可知，公元前53年汉匈结盟友好，20年后昭君和亲再次提升汉匈友好关系。公元前１年王昭君去世后，她娘家、婆家的两代后人共8人，参与汉匈关系的维持与斡旋20多年，其中3位亲人死在长安，实现近60年无战争的和平局面。昭君及其亲人是“团结中华民族大家庭有贡献的人物”（周恩来）。

《汉书》翔实地记载了昭君和亲的相关情况。此后《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都与《汉书》保持一致。汉献帝（189-220在位）针对《汉书》难读问题，命令学者荀悦用８年时间，将80多万字的《汉书》订正增补改编成18万多字的编年体《汉纪》[10]，被学者称为“几乎无差错的上善之本”。100多年后，袁宏（328-376）编纂了《后汉纪》，没有关于昭君的新记载。约800年后，北宋司马光（1019-1086）编纂了史籍《资治通鉴[11]，关于 昭君内容记载与《汉书》一致。除了上述四部史籍一致性地记载了“福德昭君”外，还有出土文物进一步证实了“福德昭君”：自1954年以来，文物专家对包头召湾汉墓进行多次发掘，共发掘97座墓葬，出土大量西汉末年的“单于天降”“单于和亲”“四夷尽服”“千秋万岁”文字瓦当[12]只有《后汉书》，与众不同，因此《汉书》是记载昭君的权威史籍。

二、虚构“悲怨昭君”文学形象形成过程

《汉书》以后300多年时间里，文人们面对大量匈奴人南迁融入中原，介入中原政权，导致国家长期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人们感受不到当年的和平生活，他们的笔下开始扭曲“福德昭君”史实形象。《后汉书》将这些内容综合整理，定义了一个虚构的“悲怨昭君”。正如张高评《王昭君形象之转化与创新》所说：《琴操》“叙事另类，情节独特”；《王明君辞并序》“误读历史，移花接木”；《西京杂记》首创“按图召幸”“画工弃市”等情节，所谓“踵事增华，秀异可观”。

（一）小说《琴操》：虚构“怨旷昭君”

《琴操》载于《乐府诗集》，署名为东汉蔡邕（133-192）。蔡邕处在东汉走向衰落的时期，也是汉匈融合冲突剧烈的时期。《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蔡邕7岁时，南匈奴左部句龙吾斯等人反叛，攻陷东汉城邑，单于及左贤王因东汉责备而自杀。随后吾斯等人入侵4个州，同时3个郡府被迫迁移。蔡邕22岁时，匈奴两将领反叛，入侵汉地，后被打败。三年后，南单于各部反叛，入侵九个郡，北中郎将张奂将叛军降服。公元177年七月蔡邕44岁，他在给皇帝的密奏中认为朝廷出兵抵抗不力。两年后，中郎将张修与呼征单于不和，杀掉呼征单于，被朝廷押回治罪。蔡邕54岁时，东汉中山太守张纯投降鲜卑，与鲜卑人入侵东汉，汉灵帝不得以调南匈奴军队攻打，但又害怕匈奴军队失控，危及东汉。第二年汉朝叛军杀了于扶罗单于的父亲，并拥立他人为单于，于扶罗亲自来汉朝上诉。恰遇灵帝死，天下大乱，于是于扶罗率几千人掳掠汉境。公元196年，献帝依靠匈奴右贤王的军队护卫才东归。

《后汉书·蔡邕列传》记载，蔡邕博学，堪称旷世逸才，是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历史学家，擅长音乐。为人正直，遵从礼义。蔡邕敢于直言，蔡邕因此遭遇奸臣报复陷害，被流放包头九个月。流放期间，奸臣先后两次 出 钱让刺客追杀他，刺客知道蔡邕人品后，不仅没杀他，反而提醒他要小心。后受董卓尊重和重用。董卓被诛后，他因为董卓叹息，被逮捕，死于狱中。

《后汉书·烈女传》记载，蔡邕女儿蔡文姬“博学有才辩”[3]，但命运坎坷，一生三嫁。初嫁“亡夫无子，归宁于家”。约公元195年天下大乱，文姬被匈奴掳去，再嫁给一个匈奴人，生下两个儿子，在匈奴生活十二年。公元207年赤壁大战前夕，曹操思念已故好友蔡邕，同情他后嗣无人，于是派人重金赎回文姬，她三嫁屯田都尉董祀。蔡文姬留下了《悲愤》诗二首，叙述了匈奴等军队“长驱西入关”“所向悉破亡”；她被掳去匈奴后吃不好，睡不好，泪眼不干，“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令人十分痛心；当曹操派人解救她时,“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母子诀别时令人撕心裂肺。后世文人对蔡邕及其女儿的身世关注，尤其是蔡文姬在塞外艰难、悲伤等内容，被移花接木，用到了昭君身上。

蔡邕擅长音乐，收集整理了琴曲《琴操》：

王昭君者，齐国王穰女也。昭君年十七时，颜色皎洁，闻于国中。穰见昭君端正闲丽，未尝窥看门户。以其有异于人，求之皆不与。献与孝元帝，以地远既不幸纳。叨备后宫。积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旷。伪不饰其形容。元帝每历后宫，疏略不过其处。后单于遣使者朝贺，元帝陈设倡乐，乃令后宫妆出。昭君怨恚日久，不得侍列。乃更修饰，善妆盛服，形容光辉而出，俱列坐。元帝谓使者曰：“单于何所愿乐？”对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备。惟妇人丑陋，不如中国。”帝乃问后宫：“欲一女赐单于。谁能行者起。”于是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备在后宫，粗丑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诚愿得行。”时单于使者在旁，帝大惊悔之，不得复止。良久太息曰：“朕已误矣。”遂以与之。昭君至匈奴，单于大悦，以为汉与我厚。……昭君恨帝始不见遇，心思不乐，心念乡土，乃作《怨旷思惟歌》：

秋木萋萋，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苞桑。养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云，上游曲房。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抑沈，不得颉颃。

虽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独伊何，改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子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问世违曰：“汝为汉也？为胡也？”世违曰：“欲为胡耳。”昭君乃吞药自杀。单于举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独青。[13]

文章的内容已经完全背离史籍。误述昭君为齐国人。第一次描写昭君貌美，“颜色皎洁”比喻昭君像月光一样美丽。《汉书·元后传》：“初，李亲任政君在身，梦月如怀。”[3]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她母亲当年怀她时，梦月如怀，王政君经历四代帝王影响朝政60年，王莽是她的侄儿。蔡邕将月亮借用到昭君身上，从此昭君与月亮联系起来，并传说王昭君是农历八月十五出生。作者戏说历史，说元帝与匈奴使者喝酒闲聊时随意决定了昭君出塞。昭君不愿再嫁给世违，“吞药自杀”。作者还冒充昭君写了诗《怨旷思惟歌》。

《琴操》是继焦延寿《昭君诗二首》的第二篇文学作品，是流传最早也是流传最广的作品。对虚构昭君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王明君辞·并序》：虚构“陵辱昭君”

石崇（249-300）处在三国与西晋时期。他16岁时，司马炎建立西晋；42岁时，西晋爆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这场触目惊心的王室内部大屠杀为匈奴人介入中原提供了机会，导致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大量伤亡。《晋书·石苞》记载，石崇自小聪慧、有勇有谋。曾参军作战；当过官，因放荡不羁，官职受限；后来成为文学家。他财产极多，身边美女如云，“后房百数”，他与王恺争豪斗富的故事流传千古。石崇51岁被斩首时内乱仍没结束，内乱直接导致了西晋被匈奴灭亡。在他的笔下，一个背离史籍的昭君文学形象诞生了。《王明君辞·并序》：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故改之。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明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选新曲，多哀怨之声。故叙之于纸云尔。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决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悲 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行行日已远，乃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未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弃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1]

作者颠倒历史，说昭君出塞时“匈奴盛”。诗的开头是昭君不愿嫁的凄离场景。她千里迢迢来到匈奴后，内心伤痛无以复加。她进了匈奴的政治中心单于庭，贵为“阏氏”，但昭君并不觉得荣耀。她先后嫁给父子单于是一种“凌辱”。在苦闷、寂寥的生活中，她忍耐着种种精神上的煎熬，内心积满了愤恨，甚至想到了死。作者把细君公主当年用琵琶消愁借用到昭君身上，昭君第一次与大雁相连，后来有了昭君“落雁”之美。

（三）小说《西京杂记》：虚构画工毛延寿

《西京杂记》作者葛洪（284-364），晋朝人。他生活在中原内乱，匈奴等北方民族强盛阶段。他在7岁-23岁，亲身感受了“八王之乱”的灾难；大约20岁时，他参军立功，但不想争功，“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14]。28岁时匈奴人攻占洛阳，33岁时匈奴人攻占长安，消灭了西晋，建立前赵政权。46岁时前赵被灭亡，东晋在南方建立，北方广大区域形成“五胡十六国”。他在山河破碎、国家分裂状态中度完余生。《西京杂记》把王昭君“哀怨”首次归罪于画师：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 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藉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作者不顾汉元帝情感挫折以及后期长期生病。乃至“不亲政事”[3]的事实，虚构“案图召幸”。写昭君“貌为后宫第一”。画工毛延寿在文学作品中第一次出现，毛延寿并没有给昭君画像。毛延寿这一虚拟人物被后人不断丰富，演绎成为影响昭君文化最为重要的人物。作者首次描写王昭君情操高洁。文章首次把一件普通、正常的政治和亲历史事件转向了人间善恶斗争的社会生活，人物之间的对立、矛盾与冲突雏形显现出来。正是由于这些冲突的存在，吸引了读者的想象，使得《西京杂记》对后世的影响比《琴操》更大。

刘宋王朝的临川王刘义庆（403-444）编著的小说《世说新语·贤媛》中的王昭君内容与《西京杂记》前半部分一致，没有皇帝追责，斩画工的部分。

（四）《后汉书》：定义“悲怨昭君”

范晔（398-445）是南朝初期著名历史学家。他处在汉匈民族融合的中后期：年幼时，融入月氏的匈奴人在今甘肃地区建立了北凉政权（397-460），他生前并没有看到北凉政权消亡。在他20岁时，匈奴与鲜卑的混血后裔铁弗人赫连勃勃攻占长安称帝，建立夏国。范晔一生依然生活在国家四分五裂的时期，看不到国家统一强大的迹象。公元445年，范晔因谋反罪，全家被斩首，这时《后汉书》还未完成。

《后汉书》记载东汉的事，与西汉时王昭君及其亲人无关。但作者所处时代的汉匈关系变化驱使他去改写昭君；这期间小说的盛行为他选材猎奇奠定了基础；《琴操》《王明君辞并序》《西京杂记》《世说新语·贤媛》等文章成为他的选材来源，于是综合整理定义了虚构的“悲怨昭君”。“悲怨昭君”折射出这期间人们对匈奴融入汉族以及国家四分五裂的痛苦反映。内容如下：

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2]

这段文字历来备受争议。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72）《史通·采撰》对《后汉书》选材猎奇而有失真实提出批评。南宋学者王观国《学林·卷四》明确指出，“后汉匈奴传所言王昭君一节，首尾乖谬之甚”“盖小说多出于传闻不可全信”。清朝也有学者提出这些文字来自小说及移花接木。当代学者宋云彬在《汉书·校点说明》中指出：“南匈奴传的注，复沓纰谬……而是后人补撰。”当代昭君历史研究专家林幹、马冀也对这段文字提出疑问[1]，侯广峰指出这段文字是唐太子李贤等人写的注。[15]笔者研究得出结论，昭君之子伊屠智牙师没有被杀。[16]这段文字只有“南郡人也”“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两处与史实大体一致，其余都是虚构。

作者把王昭君的名和字颠倒，误写成两个儿子。还凭空想象了一个“临辞大会”，其实元帝晚期因身体生病长期卧床。作者将汉元帝做太子时，他母亲要元 帝“见政君等五人”[17]宫女的记载，变成元帝赐给单于“宫女五人”；将和亲乌孙公主刘细君的史籍“上书求归”“从国俗”，变成王昭君“上书求归”“从胡俗”。作者还采用小说手法对昭君进行心理描写“积悲怨”，用十六个字描写王昭君的美貌，“就像是一篇当时的小说，颇具吸引读者的魅力”（蒋方）。因为这段文字出现在史籍，虽然备受争议，但情节很有吸引力，所以对后世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背离史实的“悲怨昭君”从此留传下来。

尽管这300多年时间里产生了5件“悲怨昭君”作品，但是这个时期史实“福德昭君”并没有停止传播，《汉纪》《后汉纪》进一步印证了史实“福德昭君”的内容。由此开启了史实“福德昭君”与虚构“悲怨昭君”两个对立的昭君文学形象同时传播的时代，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后汉书》后到隋朝统一前，这段时间产生了14首昭君的诗，都属于“悲怨昭君”的内容。隋唐统一后，昭君文化呈现出以下规律：即当国家统一，民族和睦，符合史实“福德昭君”文学作品就多；反之，虚构“悲怨昭君”文学作品就多。唐朝统一强大，出现了一些“福德昭君”的创新文学作品，比如储光羲（706-763）《明妃曲四首》中描写单于体贴恩爱昭君，为昭君演奏汉乐府的歌曲；单于站在雪地中，轻轻地为昭君披上外衣；昭君与大家一起观看歌舞，“共待单于夜猎归”。还有张仲素（769-819）《王昭君》：“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和平安宁的美好画面展现在眼前。唐诗中至少有杜甫、白居易等六人提到昭君村、昭君寺庙等遗址遗迹，昭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北宋时期再次和平安详，“福德昭君”作品有不少，司马光严肃修史，《资治通鉴》摒弃《后汉书》中关于王昭君的那段文字；王安石发出“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赞美；还有方夔的“妾身生死何须道，汉人嫁我结和好”等。元朝是蒙古族统一中国，元朝对汉人实施的歧视政策，于是马致远的《汉宫秋》将“悲怨昭君”推向顶峰。明清时代依然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强大，民族团结，符合史实的“福德昭君”的作品成为当今昭君文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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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东汉）班固.汉书·元后纪（简字版）[Ｍ].中华书局，1999．

编 者 按：原文引自《语文学刊》2018年12月，第38卷第6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